zz：谈谈毕业十年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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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入社会的生存困境
      北大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的同学很少，本科毕业混不下去直接滚蛋去工作的也就少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终局，不是一个里程碑。拖着行李从北大离开，有种被白嫖了的感觉，似乎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但这段旅程已经结束了。有很多遗憾，没机会后悔。
      从09年开始和父母电话里的争吵就越来越多，10年初父母偷偷地变卖家产和短时间的无法联系更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得知家里已经破产时反而有种揭开谜底的了然，没有一丝惊讶。确实不能对父母抱有任何期望，没哭，只是不知道怎么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掉，大概是为了祭奠少年的终局，往后都是成年人了。
      刚毕业基本上是处在饥饿边缘的，所以小标题的生存困境我并没有加引号。感谢西苑早市里的胡萝卜和茄子，这是整个周边菜市场能买得起的唯二两种菜，也感谢单位早餐食堂的自助餐，饭卡里不能提现的10块钱整上十几个包子配几碗粥，这样中午不吃饭就可以省下饭钱去食堂小卖部买点米面油解决周末吃饭问题了，谁爱嘲笑就随便吧，饭都快吃不起了，就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了。
      对我来讲，这时候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向女朋友隐瞒原生家庭破产的情况，另一个是向父母隐瞒北京生活的困境。相比之下，租房被中介套路，被“洗油烟机”诈骗，合租和室友撕逼，工作被同事欺负就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了。人在穷困时候，似乎面对着全世界的恶意，今天被坑了下，明天不知为何又被坑了次，不断尝试不断被坑。这一切对我心理造成严重的创伤，那个时期也是我最反社会的时期，有段时间甚至觉得世界全毁灭了也不是啥坏事，杨佳的新闻甚至让我觉得那是阴暗面的“另世我”。
      庆幸的是，“衡水式”的县高生活磨练了太多的意志力，忘掉北大四年的文化熏陶和精神追求，回归到心无杂念目标明确的“备考”生活，反而觉得生活舒适很多了，或者说丧失相应物质条件后，放弃了北大式的生活，回归到原始的“生存”模式，让我心态更加通达了。早晨6点起床跑步，晚上1点自习结束，上班摸鱼看专业书，路上音频听讲义。“但行前路，莫问前程”，是不想问，不敢问，不能问，问也问不到结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让脑袋里装满晦涩的知识，灰色的戾气就慢慢减少了。
      工作第二年涨了一次工资，可以在食堂吃两顿饭了，黄庄家乐福里9.9元的奥尔良烤鸡周末也敢买一只解馋了。随着“备考式”生活学到的专业知识的增长，也让自己在工作中逐渐得心应手，看到越开越多的发展希望。

2.理想主义的还魂和再次溃败
      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给政府官员的涂色都是黑色的。贪赃枉法、官商勾结、官匪一家，再加上90年代父母确实被当地贪官迫害过，小学时候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跟妈妈到偏僻地方租个筒子楼开间生活。后来虽然听说迫害我家的副市长被双开免职，副市长两个儿子因组织黑社会罪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无期，但对我家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而毕业之后直接到了海淀国税局，这里的老同志大多都是善良友好的叔叔阿姨，年轻人大多也都没事傻乐很玩得来，领导开明体贴经常支援我这个穷小子，这和我过去了解到的公务员完全不同。捡回做题家老本行的我，工作适应也特别快，这大概是工作最舒适的一段时间。这里又想起来税务所里的一位姐姐，负责海关缴款书的抵扣认证，第一次营改增时期税务所的主要业务骨干，每天给纳税人讲解新政策和具体执行。兢兢业业，荣立二等功，但不幸的是在我工作的第二年癌症去世了。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在“电视上先进典型报道”外，见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没有滤镜，没有虚假，也是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典型报道可能是真的。
       随着专业能力的提升，后续经过了两次工作调动，遇到了两位领导，一位稽查局业务骨干出身的副局长（副处级），他竟然真的想要把“大企业税务”做好，实事求是做工作，而不是利用专业只是来欺上瞒下虚报成绩求升迁；另一位是部委的司长，出差两天跑三个地级市喝4场大酒还能趁着2个小时的间歇休息让司机开车一百多公里去集中办公审计点视察讲话，平时坐飞机出差不关手机随时处理公务，没休过假春节也加班干活。
      这些和我从前对公务员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认知偏差，但恰恰和北大氛围中的理想主义不谋而合。期间也确实有别的领导私下教授我一些选对领导跟对人的官场知识，也有见面先客套叙述别人跟他喝多好的酒送他什么礼物等待我表态的领导，但这都挡不住我当时专业能力在手的理想主义的傲慢，我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不鸟你们这些魑魅魍魉。
      这时候有两件事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一件是13年北京房价的暴涨，毕业后首次亲身感受到了房价的威力，自己赚的那点钱在房价涨幅上面微不足道，如果把自己攒的那点钱再置换成过去吃过的苦，有一种理想幻灭努力白费的感觉；另一件是我在税务局比较认同的几个业务骨干型的领导同事，竟然陆续都在跳槽，业务骨干竟然走空了。原因大家都懂，业务骨干不升职，给其他人升职了，跳槽出去工资涨了大概5倍以上。而我在辞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欺骗谎言，有让我意识到在公务员队伍只有专业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跟这帮人还是玩不起。这帮魑魅魍魉为人民服务办成事的能耐没有，但毁人不倦把事情办砸的能力是专业级的。
      从税务局辞职后到的第一家私企，就更有趣了，刚去不到两个月，老板把总裁裁掉了，立马人事变动大裁员，我也就再去投简历了。但经过了之前税务局辞职时候多半年的尔虞我诈撕逼训练，摆正态度心态平稳，面对这种喜怒都挂在脸上的低段位选手处理起来反而有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生活会简单很多。      如果一个人只是以法律要求自己，那他肯定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渣；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渣，往往是比别人更容易赚到钱的。理想主义全面溃败带来的是实事求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既然因果在钱，那就想尽一切办法赚钱：炒股、炒房、整副业办软件公司，积攒下了一些钱。赶上了15年股市大牛，赶上了16-17年北京房价的暴涨，赶上了好行情高额年终奖，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在三四年时间里完成了北京三套房的任务目标。接父母进京养老，结婚生娃，人生大事逐渐解决了。

3.精神世界的自我重塑
      刚毕业时候挨饿的经历，从本能上让我反感社会贫富差距的不公；13年北京房价暴涨的冲击，更让我厌恶各种投机倒把赚快钱的人。每当很容易的赚到一笔钱后，我把这笔钱折算成毕业时为了省钱吃的挂面，就会对这种社会bug越发反感。这时候，理想的幽魂不时的窜出来晃悠几下，像是在嘲讽现在这个对社会现实低头只会搞钱的中年男人。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一是有次和姐夫吃饭，姐夫是总参的。当我在吐槽“干多少活拿多少钱，税务局那点工资就只能随便水水”的时候，姐夫插了句嘴说，“那我们军队去救灾打仗时候，是不是也得先把钱给到位了？不给钱就不去吗？”我突然说不下去了，突然发现争自己的公平和自由好像也并非什么好事。我在税务局时候虽然专业能力强了，国家那点工资不足以雇佣我这样专业技术工，升职不公是耽误前程，但我在岗位上至少更好的服务了纳税人，多抓获几个偷逃税款的资本家补上几个亿的税，也是给国家财政做贡献，给更多人的社会公平做贡献。这至少对于让同处于生存困境的能够过得好一丝丝。
      另一件事，是一个一起炒房的清华哥们，去河北村里扶贫攻坚当第一书记，为了带动村里脱贫致富，要盖大棚种菜。问我借钱，我说“我不投农业，搞不定农村农民，你借钱哪怕自己花了我都借给你，你借钱给贫困村盖大棚这钱我不借。”我们都知道投农业很大可能血本无归，也都知道未来可能被村霸占便宜，但这哥们还是把自己炒房赚的钱全投到村里大棚上去了。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赚到钱，拿去扶贫，真汉子，义士。如果是现在的我，估计我应该就借给他了。
      在现实社会这么多bug之余，我不禁想看看前几代人是如何让社会走到今天的，我翻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突然发现我的疑惑，在70年前曾经有另一群人同样疑惑过，也同样回答过。也许他们也面对内部外部的不公和压迫，队伍中也有各式各样的阻力，用爱不能发电，要比敌人更擅长斗争才能把自己的道路贯彻下去，但这不妨碍他们想给更多的穷人带来公平，而不是抛下负担自己走的意愿。当我也想出一份力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这时候的我才是个合格共產黨员，高中入党时候不过是个啥也不懂的小屁孩罢了。
      刚毕业时候充满戾气的愤世嫉俗，工作专业能力提升后理想主义的傲慢，赚钱时候麻木的理智，或许未来还会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给自己的精神内核增加更多的东西，但估计都会汇成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的同理之心。这时候我双标了，对富人高标准严要求，对穷人低标准高容忍，但我应该不会改了。

4.回顾过去的得与失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北大的残忍之处就是展示理想主义的美好，却没有教授实现理想的手段。尝试用这种理想主义去面对世界时候，迎来的只会是刀枪剑戟和风雪冰霜，这时候想起班主任在嘴边叨叨不休的“做个聪明的好人”，人总要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当一个好人聪明起来的时候，大概和善良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既然已经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了，那就努力继续做一个好人吧，这样就不会把更多的善良的人逼成“聪明的好人”了。



希望大家都能聪明又善良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