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秦制之下狗头人的生存之道

作者签名版《秦制两千年》，南翔书苑有售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是久已有之的概念。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谭嗣同这句话，正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好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的总结，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也就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建，意味着贵族拥有百姓，也就是拥有劳动力。封建贵族拥戴王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但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也就是尽可能不遭遇反抗，并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的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秦制政权会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总之，秦制政权追求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

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秦制政权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重视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都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重农抑商的结果，并不是让农民获益。总之，秦制政权是一种将主要的统治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非“做大蛋糕”的统治模式。具体的施政方向是三条：(1)强化管控;(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秦制两千年，意思是从秦帝国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中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可以总结?先说灭亡。按我的理解，中国自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秦制王朝施加了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中原。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第一项是官僚集团，第二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如果这两项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秦制政权就会岌岌可危。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地方上的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到一起，从流民蜕变为某种武装力量。

陈桥兵变

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他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工作，也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明帝国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即使不灭亡也很难维系一个大帝国了。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传统是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

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对百姓非常残酷的人，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这种悲惨，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曹操

接下来要谈的，便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能够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努力进入到体制之内，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通俗一点讲，就是努力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江西的鸡娃风潮。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并不好。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收益很难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里》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

西汉也有类似的事。贾谊当年就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再后来，秦制越来越深，诸侯国都被消灭了，封建名存实亡，百姓们用脚投票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秦制政权的制度性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财产中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认识之人隐藏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没收，没收的一半作为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汉武帝

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还提供过另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老家在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当地老人说：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官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官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

第二个案例更悲惨，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自洽，但不完全符合事实。两千年秦制史上，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老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不分男女。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频繁征伐钱不够用，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到汉元帝时代，在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变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没什么用，而且很快就变回去了。东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当时的史料，可以帮助说明这件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的惨剧，就是当时没避孕措施，怀孕后孩子生下来，会被母亲给杀死。杀死的不只是女婴，男女婴都一样。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受不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出台了严酷的法令禁止这种事，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另一段出自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里面说，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养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百姓感激他，把地名改做更生乡，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生命。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很少见。他们的救济措施，也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的普遍性遭遇。所以，类似的悲惨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

分享一段南宋史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浙东百姓不肯养儿子，是因为养了儿子便要缴纳绸绢，所以愚民宁愿杀掉生下来的孩子，来逃避这种沉重的负担。这段史料，我把它写在我的一篇文章《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更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总之，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便存在了150多年。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得不好，请多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