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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傳統教育制度：學校與考試
第二節 教育機構的變遷II |
1.隋、唐的高等教育
高明士詳細研究隋、唐的教育機構及其對朝鮮與日本的影響之後，把這段時期稱為「廟學教育」的成形期。他所謂的廟學教育，指的是建立孔廟在官方教育活動中的核心地位。要理解這段時期的中國教育，就必須了解在孔廟佔有主要地位的校園裏從事禮儀及學習活動如何有助於完成教育進程。這是儒家的觀點。孔廟在中國教育扮演了這麼重要的角色，可以反面證明佛教對中國的影響非常的深刻。
簡要而言，太學及其輔助機構持續在良善治理當中具備象徵性及儀式性的功能，並且扮演諮議角色，也是儲備官員的訓練機構。技術學校也是太學機構當中的一部分，教授科目包括數學、書法、法律，甚至歷史。由於大多數的朝代壽命都很短，而且貴族性的社會結構也確保上層階級的年輕人一定能夠入朝為官，因此太學除了是學習的場所之外，大概也是個逃避勞役的好去處。儘管如此，從道家哲學到佛教教詢乃至儒家經學的各個思想流派，在太學的學術活動裏還都佔有一席之地。
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這三所學校的畢業生，是入仕為唐朝正式文官的主流。這些學校或機構當中的教學官員都稱為博士，這個名稱在這時已經成為教學官員的通稱，與原本代表經學大師的意義已幾乎無關，額外的教學職務也開始出現。
（1）世俗化
隋、唐兩代的高等教育體系顯然朝向實用的方向發展，目的在於培育學生擠任中央政府的職務。這樣的發展也具有世俗化的意義，因為利用教育及知識設施來象徵完美的政府（善政）的現象已逐漸衰退。儘管如此，政府還是繼續在太學校園裏舉行各項典禮儀式。這些儀式於已經成為學校常設設施的孔廟舉行，用意在於教導學生禮儀活動中的正確行為。一絲不苟地正確舉行儀式，是個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這項意義而言，儒家祭儀在唐朝興起乃是為了強化儀式結合教育的宗教影響。
同時，漢代以來所遵行的傳統禮儀也已經逐漸僵化。為了重新振興儒家祭儀的效果，為這種禮儀尋求知識基礎的盼望也就愈來愈強烈，也就因此難免於必須向儒家學者傳統上鄙視的其他宗教思想借取形而上的理論基礎。漢代儒家禮儀的式微，喚起了眾人重新思考禮儀的意義，而這正是我所謂的世俗化趨勢的一個重要的結果。換言之，這樣的世俗化卻促成了一種新的思潮：尋求以形而上的思維方式來表達由禮儀來完成的儒家教育。韓愈等人在下一階段的發展，就是試圖具體實踐這項轉變。
2.隋、唐時代的地方教育
（1）官学
簡言之，隋、唐政府為了設立地方官學而頒佈了許多命令。州學與縣學雖然常是首都學校的縮小版，更多學校卻都只能以非常有限的經費艱苦經營，而且必須仰賴地方官員的積極作為才能長久維持。除此之外，尤其是在縣政府以下的層級，教育一般必須依賴私人興學。中央政府在九世紀之後權衰勢微，私學教育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
（2）私学
唐朝初期應該沒有具規模的私學，要到唐玄宗在738年頒佈筋令之後才准許真正設立私學。私人教育最重要的發展，是九世紀之後唐朝後半期興起的講學。一如魏晉南北朝期間，私人學者經常退隱至風景優美的偏遠地點收徒授課。有些學校吸引的學生多達數百人。
佛教僧院在私學的推廣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矛盾的是，有些佛教僧院設立的學校卻取名為「精舍」，與漢代的經學講學地方名稱相仿，但是更反映了佛教思想當中遺世獨立的修行理想。實際上，佛教寺廟或僧院經常向世俗學生開放圖書館（藏書）或房間，許多人利用這些設施研讀儒家典籍。經由這樣的接觸，許多學生自然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實際上，這時期的中國私人教育已經受到了更多的佛教影響，即將融合成為新興的書院教育。
私學在人數愈來愈多的學生之間廣受歡迎，是中國教育理想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這些學校在長江中下游流域尤其常見，包括今天的江西、湖南與河南三省。許多高山成了名勝，不只因為宗教原因，也因為著名學者在當地隱居自修，或是學生在當地跟隨私人老師學習。
九世紀末，隨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權威衰微，地方官學也因此沒落。不過，私學仍然持續提供實質的教學。有些富有的家族則自行成立宗族學校。十世紀，在社會長期動還的情況下，延請學者任教的家族學校成了教育的主力。私學以各種形式獲取了新的力量與重要性，最後在大眾教育當中扮演了核心性的角色，此即書院教育。
3.宋代的官學與太學
不同於唐朝，宋朝國子監轄下的學校雖然大致上保留唐代的架構，實際上卻成了考生應考前的準備場所。唐朝國子學的學生雖然包括了非官員的子弟，大多數學生仍然都因為本身的貴族身分而享有入朝為官的保證。到了宋朝，太學生不再享有這種生涯出路的保證，大多數都必須通過考試才能踏上仕途。許多學生進入太學或國子學就讚，目的是為了取得學歷之後，可以參加競爭較不激烈的、專為享有特權的學生所設計的考試。無論如何，到了宋代，官學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已經降低。科舉考試的影響力超越教育，成為形塑中國教育發展最具決定性的力量。
（1）首都的官学
太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協助官員子弟準備科舉考試（不久之後，也開始招收身家良好的平民子弟）。這時的課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儒學課程。由於科舉考試的要求，太學教育及教學都受到考試內容的影響，甚至完全取決於考試內容。
太學的教師仍是博士，但有時稱為直講。由於博士或直講的職務通常只由純粹的官僚接掌，因此已不再具有漢朝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那種學術性的光環。這些教師的專長雖然仍舊是經學，但他們畢竟主要是官僚，其次才是學者。不過，課程的範圍也逐漸擴大，不再只偏限於經學的學習。博士與直講的經學權威地位逐漸轉移到了與太學無關的私人學者身上。官學裏的教師通常仍然是經學大師，但職責已稀釋許多，也較為多樣化。私人學者比較可能發揮真正指引學生的重要功能。
（2）太学
北宋太學的正式設立時間為962年，但首度擴張則是在1044年慶曆4年），當時范仲淹（989-1052）推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到了1060年代，在王安石主導下，太學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十二世紀初，北宋國子學與太學的入學人數已達3，800人（1102）。這正是宰相蔡京（1047-1126）改革教育機構的時期。蔡京其實是努力要化解科舉考試對太學教學方向的影響。他實行了直接推薦太學畢業生擔任官職的構想。這樣的想法在北宋其實是教育思想家普遍都贊同的做法。不過，他這項政策推行得卻並不成功。
事實上，早在十一世紀中葉，所有積極上進的學生都明確發現，要踏上仕途，唯一可靠的途徑就是透過考試。家族背景不再是教育的重要因素（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在漫長的中國教育史中，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項發展。
南宋期間（1126-1279），隨着國子學與太學的區別幾乎完全消失，貴族階級對中世紀中國的支配也就此告終。學生繼續把學校當成準備科舉考試的中途站。1，000名以上的學生聚集在國家首都，目的就在於進入學校以逃避勞役，並且期待在取得畢業資格之後能夠參加競爭較不激烈的考試。
宋代的太學生除了有一些人抱着理想主義的態度參與政治示威及運動之外，大多都只會濫用自己在社會上的特權地位，貪圖利益，製造紛爭。許多政府官員皆為此感到沮喪。
（3）技术训练与知识
十二世紀初，下列學校首度置於太學轄下：書學、律學、醫學、畫學。顯示宋政府決心為新進學生提供常規而多面的教育，反映了當時較為廣泛的知識觀。在宋朝的觀念中，一名道德正直的官員要有效執行其職務，就必須具備博聞的條件。特別在北宋期間，宋代的學術觀的確反映了博大精深的特質。
（4）学田
荒廢或充公的土地通常都交由各政府機關用來賺取收入。宋朝太學也不例外，曾有一段時期獲得授予土地。學田制度後來成為宋代教育的重要特徵，而蒙元時期也承襲了這個做法，只是明清兩代似乎對它比較不重視。總之，在地方上，學校擁有土地並加以經營管理成了標準做法，也為書院所模仿。學田帶來的收入，成了學生的津貼、學校各項支出，以及校內孔廟及其他重要文人廟堂維護經費的來源。這項制度雖然不免遭到濫用，卻還是為地方教育活動提供了穩固的財務基礎。
4.宋代地方官學與書院
宋代期間，原本為貴族子弟服務的官辦高等教育出現了明確的轉型，成為協助富裕考生準備考試的機構。此外，地方教育也在這段時期出現了重大發展。由於印刷術在十世紀以來廣為普及，更多人因此買得起書，文人也隨之增加。許多受過教育的文人都選擇參與考試，因為這是往社會上層流動最重要的管道。
（1）北宋地方官学
宋初許多學校都建立在唐朝廢棄學校的遺址上，而這些遺址通常就只剩下一座孔廟。
宋朝的地方官員把小學視為自身執政責任的一部分，而且小學通常就設在地方官學裏。在十二世紀初期蔡京推動教育改革的全盛時期，政府並且下令全國各地一律必須設立小學。
（2）蔡京与地方学校
蔡京在十二世紀初期試圖普設地方官學，並且將這些學校納入人才選拔體系當中，這是宋朝地方教育最重要的發展。州學畢業生經由遴選進入太學就讀，畢業後即直接授予官職。
在蔡京死後，地方三舍法雖未完全保留下來，但至少在構想上，對後代還是繼續有相當的吸引力。升學的觀念終於融入了科舉考試體系當中，其影響非常長遠：地方學校正式的畢業生可獲得應考科舉的資格，太學或國子學的畢業生也成為制度中合格的候選人。如此一來，學校的層級制度就受到了科舉體系的保障，延續了數百年之久。
北宋地方教育的另一項重要發展，則是教師任命程序的禮制化。這些教師如果由朝廷委派，則稱為「直講」。
第一是透過考試選拔教學官員。這種做法始於1030年代，大多數的考生都是40歲以下的年輕官員，才剛踏上仕途不久。
第二個重點則是設置官員督導地方官學事務。「學官」一詞出現於1071年，當時改革家王安石任命了53名學官。這兩項發展都在十二世紀初蔡京的時代臻至難峰。
政府並且在各路（全國共有13路）成立常設的提舉學事司，負責督導該路的教育事務。在後續的朝代裏，教學官員的考試雖然沒有保留下來，學事司卻成了常見的機構。
（3）南宋的地方学校
學生進入官學就讀主要都是為了通過考試。長期而言，官學的式徵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學校不久就成為人才選拔機制（科舉）的一環。簡言之，宋代地方學校的制度發展與文官考試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因此與教育的關聯也就愈來愈低。
（4）书院
十世紀期間，在唐朝滅亡之前的動盪不安中，宗族經常自行組織學校以教育族中子弟。這種現象在今天的江西與湖南等地區尤其常見。這些宗族書院集會講學的早期歷史在社會政治史學家眼中深具意義，因為他們研究的正是地方社會在政治衰額之際所發揮的功能。對於教育史學家而言，這段歷史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其所遺留下來的傳統，而不是制度上的創新-宗族組織後來把教育族中子弟視為其核心要務。
啟發書院組織的另一個來源，則是在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期間對佛教徒生活影響極大的僧伽紀律及組織。唐代許多私學的教育方式都相當類似佛教的僧院教育--佛教僧院裏的講學與儀式對許多儒家學者都深富吸引力。書院開始發展之後，就經常沿用佛教的各種做法。
十一世紀的地方官學興學運動終結了這種宗族書院的活躍發展，但這些書院的活動直到1070年代期間也還是不斷吸引政府的注意。也就是説，正式組織的書院在十一世紀仍然相當興盛。後來雖然短暫衰微，但到了十二世紀末又再度復興。
在政府廣設地方學校的同時，讀書人人數的增加則確保了書院的成長。由於印刷術的普及，科舉考試又擴大了政府取士的範圍，尋求教育的人數因此在宋朝期間大幅增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持續需求官學以外的私人學校。
書院在十二世紀末開始復興，道學大師朱熹對書院的教育潛力尤其關心。制度上而言，大多數的書院皆是由地方官員或退休文人所成立，組織也形似官學。不過，必須再次重申的是，書院的重要性不在於制度上的創新，而是對追求知識及高度道德感的鼓勵。書院之所以會成為儒家教育所選擇的形式，是這種組織為朱熹及其同道在道德教育方面所提出的理想與主張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
（5）书院的官学化
到了南宋末年，書院的數目據説多達300乃至600所。這時候，政府才開始控制及規範書院的運作，並且在組織方面要求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不過，有些地方官員卻在這時忙着設立私學而非官學。日本學者寺田剛恰當地將這種進程稱為「官學化」，並且指出這項潮流也影響了其他非正式書院的發展。這時候的書院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也就是為學生提供不只侗限於準備科舉考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書院也是把道學訊息散播給一般大眾的媒介。如同佛教的僧伽，書院是道學的培育設施。佛教僧伽教育對書院的影響包括對紀律的強調、對禮儀的遵循，還有對講學方式的要求。陸九淵（1139-1193）設立象山書院的地點、每日講學的例行禮儀，甚至他把自己在象山書院裹的私人書房取名為方丈，都反映了佛教的影響。
5.遼、金、元的官學教育制度
這三個外族的國家都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因此建立中國式的朝代，也設立了教授儒家課程的中國式學校。當然，這三國受中國影響的程度各自不同，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些國家，儒家教育與地方傳統及佛教産生互動。從這種互動當中，可以看出雖然民族意識影響了教育政策，遼金元三國還是愈來愈受儒家制度所支配。
（1）辽与金的儒家教育
女真人懂得教育本身皇族成員及貴族統治者的重要性，於是利用漢人的儒家教育培育金朝統治階級的治理能力。這點與漢人朝代恰成強烈對比。中原的皇族子弟在考試制度中享有特殊待遇，不必取得學校畢業的資格即可任官。
對於女真人而言，教育皇族子弟就是官學教育的核心任務。實際上，朝廷裏還另有專門教育女性（包括妃嬢在內）的學校制度。金朝還成立了一所學校，負責教授天文學（曆學）以及可歸類為占星學的相關知識，但這所學校不受國子監的直接管轄，而是由司天臺掌理（與唐代相同）。
在地方層級，金朝維繫了相當完整的官學體系。這些學校偶爾也劃分為二，以保障女真人的入學名額。
如同宋代，金朝也維持了地方的醫學校，共教授10門醫學科目。
（2）女真语及写作的教导
金朝政府在地方上的孔廟舉辦半教育性的集會。這些學校稱為廟學，講授的皆是儒家道德戒律，集會時間通常就選在舉行禮儀的時候。這種做法可説相當符合佛教講學傳統，而且對象是一般大眾。
由於大部分的孔廟都位於地方官學裹，廟學有時候指的就是地方官學。金朝也以學田資助官學。官學畢業生可領取津貼，而且終生免服勞役。
（3）元代国子监与太学
蒙古統治者忽必烈早在1269年就下令成立了國子學。這所學校保持着非正式的特性，主要向蒙古貴族及經過挑選的漢人官員子弟開放。顯然蒙古人的目的是希望這所學校能夠培育所有儲備官員，不論漢人還是蒙古人，並且協助他們學會蒙古語。
政府於1287年正式設立國子監，並且對其組織頒佈詳細指示之後，這所學校也隨之大幅制度化。這兩所學校很可能使用漢語教學，並且在漢人顧問的建議下，於1315年採行仿照宋代「三舍法」的升學架構。
為中亞人民（稱為「回回」）設置的第三所國子學成立於1289年，目的在於教導中亞語言。
（4）元代地方教育与庙学
「學田」制度成為中國教育運作中的固定元素，可以説是蒙古政權的貢獻。
元政府對孔廟的建設也很積極，幾乎所有地方官學都建有孔廟，而且金朝廟學首度出現的大眾教育功能似乎也成了地方學校的責任。元代的地方學校經常被稱為廟學。
此外，由於官學化的影響，許多書院也建立了孔廟。於是，將儒家儀式納入官辦教育的現象也就在元代徹底奠定了下來。
元代是首度建立社學體系的朝代，雖然它不是中國地方教育體系中最普遍的特徵，卻仍長久留存了下來。這種由最基層的政府官學構成教育集會的觀念，實際上可追溯到朱熹；但就制度上而言，卻是元朝實現了這種構想。
（5）元代的其他学校
除了不同的教育措施，元朝政府也於1269年在國內各地成立了蒙古語言學校（蒙古字學）供官員子弟就讀。這些學校的相關資料雖然很少，卻可從中知道它們在政府的資助下頗為興盛，因為蒙古統治者希望藉此達成在官方文件中盡量使用蒙古文的目的。元代地方政府也必須負責督導地方上教授醫學與天文學（或稱為陰陽學）的學校。
6.元代書院
元代的書院變得較為制度化，不再以大師為代表。不同於前朝，元代的書院一直與地方政府關係密切，也比宋代更受學生應試的需求所影響。
有些書院延續了宋代的開放講學做法，但這不是元代書院活躍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在這個時期，書院仍為了取得正當性而不斷尋求官方的認可。如此一來，官方的控制也就無可避免。宋朝末期開始出現的「官學化」趨勢在元朝更加鮮明，政府控制書院財務與官員的任命成了常態。
（1）民族主义
道學思想經過了民族主義的過濾，不但進求道德與形上層面的完美，也成了民族認同的哲學。不過，這項發展倒是看不出有佛教或道教的影響。元代教育體系的一大弔詭，就是道學在這時候終於找到了正式的教育及文化表達形態。這段時期雖然是外來勢力達於巅峰的時候，漢人或儒家以外的思想及教育體制對中國教育史的形塑卻沒有任何明顯的貢獻。這種現象與魏晉南北朝乃至唐代期間差異極大。在唐代期間，族群之問的緊張與衝突並非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中國遭到蒙古征服之後，漢人就必須遵循儒家思想的觀念，漢民族的文化自我認同成了決定性的特徵。漢人的仇外心理明顯增強，遊牧民族也發現自己愈來愈難與漢人從事有意義的文化交流，更遑論對這樣的交流作出貢獻。民族主義已然成熟。畢竟，這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完全為異族所統治。
7.明代的國子監
明代的國子監仍是中國教育的最高督導機構。但在這個時期，不但貴族社會結構早已消失，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輕人（依其父親的地位而定）應該接受不同教育的觀念也已不切實際。既然大多數的學生都必須擁有科舉考試的功名才能踏入官場，學生的出身背景自然也就不再具有字面上或法律上的影響力。
宋代末年，國子學與太學已幾乎沒有分別，兩所學校的直講可對調聘用，各自不同的入學條件也極少落實執行。於是，太學到了元代也就正式消失。到了明代，太學、國子監與國子學三個名稱已成為同義詞。
明代國子學對教育最具原創性的貢獻，就是派遣學生進入政府實習。（《魚鱗圖冊》/《永樂大典》）
這些學校不但招收各種出身背景的學生，也給予學生非常慷慨的待遇，包括豐厚的津貼（通常連妻子也得以領取）及免服勞役。舉辦講論會以達成教育效果的做法在明代似乎相當盛行。可以説，道學家在自己的精舍或書院裹所採取的做法，這時已納入了國子學的教學法當中。
不過，到了十六世紀，國子學已捨棄了嚴謹的教學責任，甚至（尤其是南京的國子學）不再招收學生，也不再舉辦講學或內部考試。這時候，國子學已正式成為學生為了科舉目的而從事登記的機構。
國子學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缺乏學生的激進運動（與宋代大為不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國子學校園裹立了一塊「臥碑」，禁止學生辯論敏感的政治議題。這塊令人心生恐懼的石碑由專制政府樹立，碑上的文字採用道學詞彙，確實有效消除了各種意識形態上的反叛意圖。有趣的是：政治激進主義仍然在太學生的知識理想裏保存了下來，反映了儒家知識人追求政治理想的重要傳統。
（1）社学
幾乎從開國以來，明太祖就注意到道德行為與思想控制的重要性。這就是他決定在全國成立社學的決策背景。很難説社學體系在當時究竟有多麼普遍，但此一體系確實在往後500年成為地方教育最鮮明的特徵。社學皆由地方官員負責維護，因此各地社學的成長幅度與獲取的成果各自不同。自從1436年起，社學畢業生即可申請進入地方官學就讀。因此，社學反映了當時地方官學與國子學的升學形態。
明朝並不是那麼有心為人民提供實際的教育。明朝政府顯然對於控制臣民的意識形態比較感興趣。
8.明代地方官學
（1）禁毁书院与东林书院运动
1537嘉靖/1538嚴嵩/1579張居正
中央政府對知識人（尤其是知識領袖）可能具備的顛覆能力愈來愈感戒懼。
東林書院事件顯示，這時候的書院已發展成為士人聚會中心，可供志同道合的學者與官員齊聚一堂，共同倡導學術上以及政治上的觀念。而且，他們使用的語言乃是支配明代思潮的道德哲學語彙。書院原本只是教導一小群學生的機構，而且常常遺世獨立，後來出現這樣的發展，可説已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到了這時候，透過講學與集會，明代思想家也搖身一變成為傳道之士，向願意聆聽的人直接傳播思想。此外，他們的活動也具有深厚的哲學基礎。他們往往動員成百上千的群眾（大多數是平民）；這樣的民粹行為在統治當局眼中看來當然是深具威脅性。於是，1625年又再次頒佈了禁毀書院的語令。這一次，禁毀的對象只限於主要的書院，但由於這些書院的名氣極大，東林更是名聞退邋，因此造成的衝擊反倒更大。後來東林書院被視為中國教育最高理想的代表，就足以證明這次禁毁活動對人心所造成的反作用。
明代末年興起的許多學術暨政治社團，以及這些社團光輝但悲劇性的發展過程，也反映了當時人對學校角色往往有非常大的認知上的差距。可以説，東林書院的知識人以義不容辭的態度把自己的學識傳播給一般大眾，從而為傳統的學校定義（準備科舉的機構，將來是為政府作事的）帶來了莫大挑戰。簡言之，東林事件終止了中國傳統教育史上書院運動的最後階段。這項發展充分體現了威權式的儒家或道學教育的特色。
9.明代的書院
（1）书院讲学与大众教育
講學或集會，是明代書院活動的主要特徵，也反映了王陽明的教育理想。王陽明的教育哲學強調平民主義與知行合一，為大眾教育提供了發展基礎。當時的書院不但愈來愈向一般大眾開放，也極力吸引他們參與。對於講學方式的重視，促成了講學的系統化與儀式化。
講學的嚴謹與進行的形式，顯示了明代地方社會的力量：亦即儒家教諒與平民道德觀的密切連結。明代書院所實驗的大眾平民教育，反映了這種力量以及社群的凝聚力。明代知識人與他們的平民同志，對教育組織原則抱有相同的看法，也秉持了近似的道德思想及意識形態。
整體而言，十六、十七世紀的書院運動提供了大眾教育的根據。這項發展深具意義，也可能對書院運動的學術或知識責任造成兩難的局面。於是，傳統中國書院教育也就在教育需要深入探究以及重新定義的情況下畫下了句點.
10.結論
中國教育制度史的後半段，就是教育的各項影響力融入唐、宋教育體系的過程。唐代體系為東亞各國，包括朝鮮、越南與日本廣泛模仿。宋代體系則是奠基在唐代體系上，但增加了地方的參與以及佛教僧院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書院當中最顯而易見。一般人經常把書院和朱熹聯想在一起，這樣的聯想雖然不算錯誤，但也不是完全正確。朱熹確實發掘了書院運動的巨大潛力：書院運動在當時雖然已經漸趨興盛，但他卻為其賦予了知識上的正當性。自此以後，書院就成了把道學訊息散播給中國人民的工具。但是書院的興起及其教學的思想背景，卻並不完全可以歸功於朱熹。
由於書院的發展，元明這兩個朝代的地方社會遂得以在經營地方學校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也讓平民百姓可直接參與政治辯論。平民參與政治辯論的現象在明代末年的書院當中早已明顯可見，但這種平民化的發展後來卻因為清朝的強力鎮壓而終告消退。另一方面，到了這個時候，科舉考試制度對教育理想的影響也愈來愈明顯。制度上而言，由於學習活動完全以通過考試為目的，學術與制度創新的機會也就從此遭到限縮，形成一種僵滞的平衡狀態。只有外來力量能夠打破這種窒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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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8 22: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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