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憂傷的老闆兒 于 2020-6-6 22:44 编辑
附1:自然法與理性的矛盾
十一、二世紀之後,西歐神學家們從阿拉伯傳回的希臘及羅馬的哲學中重新發現了自然法的觀念。於是在阿奎納(St.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神學裏,自然法變成了上帝所創造的宇宙生成的法則。上帝的意旨與自然法是一致的,而自然法是人所能夠發現與遵行的法則。上帝的啟示如何與人用理智(reason)所能探索的自然法合而為一,這就成了阿奎納神學的重心。阿奎納對自然法的闡述雖然不放棄上帝的啟示,但是他一樣重視理智,"認為理智會幫助人與上帝的啟示相接,來完成上帝所創造的完美的宇宙及生活在其中的規律及道德原則。因此,啟示與理智缺一不可。這樣的想法與希臘羅馬的自然法並不衝突,而因此與中國思想對自然法的先驗假定也有類似的地方,只是希臘羅馬的宗教意味很淡,而中國則幾乎没有。
自然法的觀念本身因為是先驗的假定,當然無法用後天的經驗來驗證它的可靠性,所以它含有權威性的危險。為甚麼這樣説呢?因為先驗的假定無法證明,所以由它所演譯出來的説法只在接受先驗假定的情形時才有意義。如果不接受它,那麼它所演繹的一切説法當然都無法接受。阿奎納無法放棄啟示的原因,就是希望用上帝的權威來補充自然法本身的缺陷。到了宗教改革的時候,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因此揭竿而起,把人類的理性(思想的自主性)完全放棄,認為人只能完全依賴上帝的啟示來經營完美的生活。對馬丁路德來説,現實的世界幾乎沒有存在的價值-人活着唯一的責任就是等待上帝的救廳。這種極端的反理智主義,在喀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的神學裹更發展成為所謂的「救贖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説法,否認人在他自己的救體過程裏有任何角色可言,人活着,就是人生活得像一個已經被救的人而已-努力勤勉工作,特別是積累財富,並且做一個謙遜、忠實的教徒。這樣的信念,否決了人的自主性(甚至於自由意志),更當然否決自然法存在的意義或需要。啟蒙運動時代,由於科學的發展,人又重新提出理性,揚棄宗教啟示,並恢復自然法的觀念,認為人生而能發現自然法,其結果就是人理智(乃至於道德生活)的自足(與自立)性。這樣的信念當然必須放棄上帝,與宗教改革的重要信仰徹底背道而馳。但是自然法的基礎是甚麼,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們就無法提出滿意的解釋。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等人,因此提出人的「感性」(passion)或「道德感」(moral sense)的學説。"不管他們提出的説法是否充分,重要的是他們都不再拿權威的上帝來作為他們思想的基礎。
西方十八世紀以後的自然法因此不得不發展出民主及自由的政治思想,而在經濟思想上,也開展出自由經濟的信念,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點在中西思想的比較上,是令人感到弔詭的一環,因為中國的自然法假設最後卻發展出權威的思想,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及民主思想大相遅庭。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對西方批判自然法思想的浪漫思潮(romanticism)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比較感到興趣,這是明顯的事實。
以上的討論在表面上與教育史的研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事實上,由於思想或思潮本身在在影響教育的理念與實踐,用西方思想的歷史來幫忙描繪中國思想的發展,有它的用處。在本書中(特別是第七章),我常常提到中國的權威人格,以及與它相關聯的保守性。總的來説,這是自然法作為一個先驗觀念的內在缺陷,因為「它的基礎是甚麼」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在西方,這個問題原來是用上帝的觀念來加以解決,認為上帝就是自然法的基礎。"但是如上面所説,它會造成權威主義或威權主義,文藝復興時代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教皇的威權達到了高峰,也因此造成佛羅倫斯主教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對文藝復興價值的激烈批判和反抗,認為教皇簡直替代了上帝。“但是平實言之,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並沒有要拋棄上帝,而以人問的權威來代替它祂。伊拉斯莫斯(Desidelius Erasmus,1466-1536)就是最好的典型,而宗教改革時代的領袖也個個都是出色的人文主義的學者,甚至於帶領天主教改革的代表人物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也不例外。可見西方自然法的觀念,至少到了十七世紀仍然是必須與上帝的權威結合在一起的,否則他們無法克服上面所説的缺陷。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的思想家漸漸希望把上帝從宇宙驅逐出去,但是以甚麼來代替上帝的權威,卻從來沒有一致的想法。到了十九世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超人」説法遂流行一時。這就是「上帝死了」的絕望呼聲。沒有了上帝,人類就沒有最終的依靠,這是令人心寒恐懼的現實。薩特(Jean-Paul Satre,1905-1980)説朵斯多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的文學思想,可以用「如果上帝死了,人就甚麼事都可以做了」這麼一句話來總結,這句話正是恐懼西方整個價值系統破産的寫照。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危機是無神論的慶續和具體體現。然而,也就是這整個追求放棄權威或威權的世俗化努力,民主自由的生活態度才得以建立起來。
2塔
2020-6-6 22: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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