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qazw2424 于 2023-10-10 22:39 编辑
缥缈的未来得到白人社会的接纳，为这种舆论在将来的变体埋下了伏笔，也终于在与美式帝国主义同行中迎来了最初的考验。
1898年12月21日，美西巴黎和约签订后，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明确宣布将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战利品，非洲裔发现他们必须在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与某个显然不是黑人，但同属被压迫有色人种的利益间站队，这导致了黑人社群的分裂，当美国军队向已经在马尼拉成立共和国，颁布宪法的菲律宾独立党人开火时，非洲卫理公会主教亨利·特纳(Henry M. Turner)明确表示他将谴责那些愿意以战争手段剥夺他人自由的黑人士兵，自己曾以美国国旗为荣，现在只觉得那是块毫无价值的烂布。
类似反对占领菲律宾的运动不仅发生在黑人社群内，同时代的白人群体中也爆发了反对兼并菲律宾的抗议，然而，虽然抗议者中有诚心反对帝国主义的北方共和党人——可这场规模宏大的暴乱中也有南方、西部民主党人的声音，他们主要是出于对「黄种人」「混血儿」可能大规模涌入本土的危机感而拒绝接受菲律宾，两者的声势之大，使白人进步派与黑人平权派都感到为难，尤其是黑人，考虑到菲律宾战争一直以治安战形式持续到1901年，期间迎来了美国大选，如果他们不支持威廉·麦金莱总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就必须与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结盟。
1900年，当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与北方民粹派民主党人威廉·布莱恩竞争白宫时，深陷道德困境的黑人媒体哀叹他们被迫在「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者」（麦金利）与「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者」（布莱恩）之间做出选择，虽然非洲卫理公会不情愿地宣布支持民主党的布莱恩，可大部分有投票权的黑人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麦金利，因为比起候选人的政策他们更担心失去共和党保护，促使以南方州代表的种族隔离政策升级。
事实就是……对非洲、亚洲与诸岛的强暴(rape)将促使他们向西方的进步、发明、舒适、个人自由与基督教敞开大门。
非洲卫理公会的出版杂志『教会评论』（Church Review）以这样一段苦涩的发言为现状作出总结，起初对镇压菲律宾独立持反对态度的亨利·特纳主教也与非洲卫理公会派驻菲律宾的随军牧师特奥菲卢斯·斯图尔特（Theophilus Steward）等十余人联名评价说，将上百万非白人臣民强行并入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的做法，也许有助于他们在一场争取平等的事业中最终团结全美的有色人种。
二十世纪的问题是肤色差异的问题！
黑人泛非主义民权斗士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高声疾呼，十九世纪就这样在菲律宾的隆隆炮火中落幕。此后的黑人平权运动依然消沉，而在如此黯淡的光景下，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似乎诞生了某种划时代的意义，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南北战争时代，美俄关系迎来了一段蜜月期，但此后由于俄国对东北亚产生了兴趣，双方的经济摩擦加上美国媒体对沙皇暴政、迫害犹太人等新闻的海量宣传，扭转了美国社会对俄国的看法，黑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尤其对俄国迫害下的犹太人感到同情，当日本在陆战上不断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对日俄战争感到了双重的喜悦。
这种思想并不偏离美国社会的主流认识，随着美俄关系恶化，许多美国人开始对日本抱有好感。日俄在朝鲜、满洲利益上爆发冲突以来，日本过去三十年的现代化历程遍布美国大众媒体，也强调了美国在日本开化中发挥的作用，许多人相信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好的学生」。少数不和谐音符以美国驻汉城副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为代表，他是黄祸论的笃信者，担心日本扩张预示着东西方对抗的将来，主张美国不应回应黄种人的友谊，但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的白人进步派并不在意这种假设，所以他选择与日本缔结友谊，期望以让渡朝鲜半岛和南满洲利益的办法，使日本成为牵制俄罗斯的伙伴，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安全，后者自然包括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半殖民地市场——中国。
对于中国的态度，早期黑人平权运动与共和党及白人社会的观点相似，例如他们对美国华人存在普遍歧视——当然，他们也知道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与对黑人的歧视有着同样的根源，所以媒体宣传物肯定了他们在「种权斗争」中的身份，1885年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提出加强排华立法时，非洲卫理公会表示了反对，对于英法炮舰外交下的中国，他们表示同情。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虽然起初教会对这件事的观点似乎与白人社会没什么差别，但也暗含了某种特异的色彩，例如非洲卫理公会杂志『教会评论』虽然对被袭击的教会同仁表示同情，但也希望联军本着「基督的教诲」对「未开化的土著」手下留情。
当镇压拳乱可能需要黑人士兵参加远征时，复杂情感压抑下的黑人舆论终于被激发了，非洲卫理公会主教特纳再次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乃至向『纽约时报』读者公开诅咒那些准备与中国人作战的黑人士兵，他说：「那些扛枪去打中国的黑人到那儿之前不妨先找找海底在哪里。」
显而易见，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比起考虑基督徒遇袭等事件，黑人平权运动对镇压东方的民族主义持消极态度，乃至有人建议麦金利总统，比起把黑人士兵派往中国，不如把他们派到美国南方。尽管如此，为了维持对共和党的忠诚，黑人对镇压义和团的抗议与镇压菲律宾起义迎来了相似的结局，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如果对华开战的话他们将尽力而为，这也是为了传播文明的必要之恶，当然，随着美国在菲律宾损失的增长，黑人平权运动与白人进步派达成了一致，麦金利政府也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颁布了门户开放政策，鼓励各国停止对中国的「武力企图」。
麦金利—老罗斯福时代，黑人平权运动与白人进步派的观点是相对一致的，所以日俄战争爆发后，黑人社群也同样站在进步派舆论上对日本表达了强烈支持和同情，当然他们赞扬的东西与白人进步派也有差别，例如许多媒体颂扬日本人丰功伟绩的同时，认为日本的成就可以为黑人在美国的处境提供借鉴，『黑人之声』（Voice of the Negro）在社论中认为奉天战役使自大的欧洲收到了来自「劣等民族」的教训，非洲裔学者斯卡伯勒（W. S. Scarborough）在同一份杂志中评价说，日本人没有停下来与世界争辩他们究竟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是红种人还是黑种人，只是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勇往直前，不顾他人的偏见。
1905年5月7日俄罗斯帝国在对马海战中的全面失败更是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效果，即使是白人社会也不得不正视这场战争的意义，牛津大学古典学讲师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停下了古希腊史讲演，对他的学生们说：
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发生了，也可能将要发生——那就是非白人对白人的胜利。
顷刻间，白人至上的神话好似破灭了，尤其是白人种族主义者似乎有些失去自信，开始怀疑白人是否真的能够永远统治世界。据说在南非开普敦，一名欧洲讲师对听众们阐述了日本胜利对当地中国矿工觉醒的意义，希望南非将来不会沦为中国人的南非。而在美国，即使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西海岸的种族隔离论者已经行动了起来，他们预感到战后将有大批日本人涌入加州，也对崛起后的日本对加利福尼亚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表示担忧，希望加强移民管制。
1906年旧金山公立学校董事会强行将93名日本学生分流到种族隔离学校的做法引爆了日美外交危机，在舆论斗争中，非裔美国人坚决站在日本人一方，抗议针对日本学童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如此，许多被对马海战胜利鼓舞的非裔美国媒体开始发表不加节制的社论，敦促日本人以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利，乃至呼吁黑人应该与日本人结为联盟，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的种族主义。
进步派出身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感到担忧，当然他担忧的不是黑人的反美言论，而是种族隔离主义者在不恰当的时候挑动了日美矛盾，正因如此，他对学校董事会的政策表示了谴责，最终这场外交危机也以日美双方心照不宣的方式和解了，美国在公开场合反对针对日本人的种族隔离，但也不否定非正式的移民限制。虽然许多黑人评论家强烈抨击了加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多数舆论预测如果日美因此爆发战争，非裔美国人会站在联邦政府一边。
1913年加州试图限制日本人土地所有权的第二轮风波也以相似的方式退潮，但那时黑人群体的站队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正是那一年，共和党在保守派的威廉·塔夫脱与进步派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内战中分裂，失去了对白宫的控制权，新当选的总统虽然也被认为是进步派，但对于黑人社群来说，他是个有所不同的白人进步主义者——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当选预示了白人进步派与黑人舆论撕裂的开端。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南方民主党人，1913—1921年在任，任内推行了反托拉斯垄断、女性普选等进步主义政策，尤其凭借他在巴黎和会上呼吁普遍和平与民族自决的新国际关系被视作国联之父和国际主义者；尽管如此，威尔逊也因其任内坚持强化种族隔离饱受弊病——不是政治上的让步，而是他确实歧视黑人
罗伯特·阿伯特（Robert S. Abbott），民权运动家，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媒体『芝加哥卫报』创始人
众神的复仇或许终将施予我们的压迫者……以天意降临在东方的受难同胞身上，他们不是简单的声索，而是有自己的旗帜和海军来要求正义。
——罗伯特·阿伯特，评论1913年日美移民危机
二、彩色之梦：威尔逊，种权与自由主义的分裂（1913—1919）黑人种权主义者与白人自由主义者，尽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共享着相似的观点与措辞，但在和睦关系的水面下也暗藏分歧，这点在共和党执政时代就有所体现。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些年里，在双方的通力协作下，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 NAACP）、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n Urban Conditions In negro，全国黑人城市状况联盟，简称National Urban League）为代表的黑人运动组织开始兴起，标志着非洲裔为解决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开始谋求全国性组织捍卫自己的权利。
1913年3月4日，南方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正式就任第28任美国总统，直到目前为止，尽管黑人舆论界发表过若干与日本相关的危险舆论，几乎没有人能据此怀疑黑人群体的忠诚，因为所有这些亲日立场终究是停留在了报纸上令人畅快淋漓的笔头、心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寄希望于通过日本人反抗联邦政府。更关键的是，比起外交，黑人群体最关注的终究是内政问题，而他们起初也确实幻想过得到威尔逊政府的公平对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伍德罗·威尔逊通常以进步主义者的形象示人——但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标准的南方白人，黑人联邦雇员被大量开除，南方州在总统庇护下得以加强种族隔离立法，他本人则以「隔离但平等」的理由替自己辩护，乃至还有余力为三K党辩白。
所有这些真实发生的迫害，令非洲裔对威尔逊时代「虚伪的进步主义」嗤之以鼻，也更加悲观于自身的命运。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忙于应对种族隔离强化的黑人平权运动并没有对国际事务报以相当关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起初与反对种族主义似乎也找不到什么关联。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创始人，泛非主义运动家W·E·B·杜波依斯成为了最早尝试分析世界大战对种权斗争影响的舆论人士。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杜波依斯认为欧洲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但不同于大部分进步派对协约国的同情，杜波依斯相信即使同盟国获胜也不会让有色人种的境遇比现在更糟，尽管考虑到黑皮肤的非洲人、棕皮肤的印度人和黄皮肤的日本人正在为英法而战，也许当他们从那充斥着鲜血的泥潭中走出来时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但这也不过是他微小的希望而已。他认为，世界大战是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终极形式，工业化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分享他们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掠夺所得，利用有色人种劳工的低成本竞争驯服本民族的劳动者，实现了劳资联盟与民族团结，也在这个过程中相互竞争——这个启发来源于英国社会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而不是弗拉基米尔·列宁。而在争夺亚洲与非洲殖民利益的表述中，杜波依斯认为世界大战的主要目标是争夺非洲，因为欧洲列强争夺亚洲的努力马上就要失败了，他格外推崇了日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模糊了国际上肤色的界限，挫败了白人完全统治世界的春秋大梦。
当然，他对中国也没有什么恶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杜波依斯也曾激情预言，重新觉醒的中国将进一步考验白人至上的神话，多数黑人民权运动者持有与他一致的看法，尽管许多人相信期待中国真的在种权斗争中发挥作用还要等上三四十年。白人社会对中国的兴致也在发芽，长期以来，黑人与白人对中国的观念是无比相似的，例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非洲卫理公会『评论』盛赞日本对中国的速胜，认为更接受基督教的日本成功羞辱了中国，使这个傲慢的国度更容易接受福音的熏陶。白人进步派的西奥多·罗斯福也主张“只有一顿恶狠狠的痛扁才能把中国从沉睡中唤醒”。
由于日美关系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向理想的方向发展，白人进步派逐渐失去了对日本的兴趣，而向中国倾注了更大的同情，理所当然的，伍德罗·威尔逊也宣布他是中国人的朋友，尤其是希望帮助北洋政府抵制日本对华利权的扩张。黑人国际主义者没有对这种倾向表现出明显抵触，例如1905年中国民间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黑人之声』激动地指出，想要触动白人内心的一种做法就是拽他们的皮夹，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大多数人表示欢迎。
然而，1915年海地成立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时，「进步主义者」威尔逊下令摧毁了这个新生的国度，将那里变成了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他是中国人的「朋友」，但他不是黑人的朋友。在抗议威尔逊政府干涉海地的问题上，非裔美国人对这个共和国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他们要求公正，但帝国主义殖民秩序下的世界没有公正，只有经济利益，这也被视为威尔逊采取对华友好政策的根源。
在东圣路易斯等各大城市爆发反黑人骚乱，南方种族隔离政策日益增强，而民主党政府以有歧视性的司法政策对待白人凶徒与黑人反抗者时，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发表的『十四点原则』得到了世界和平主义者的欢呼，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几乎没有非洲裔对威尔逊宣称要缔造的「新世界」怀有什么希望，但大多数平权运动家还是将这种理想主义论调视为通往未来的道路，他们希望在和会上发声，将拉丁美洲、非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内有色人种的苦难曝光到世界舞台，这场运动的领军者是全球黑人改良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 UNIA）创始人，牙买加人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以及富有的女性黑人民权主义者、商人沃克夫人（C. J. Walker）组织的暗色人民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darkness Peoples）。杜波依斯也请求允许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遣代表加入美国代表团，但理所当然被拒绝了，正因如此，黑人群体对日本报以了极大的期望，牧野伸显领导的日本代表团在会议召开前就向沃克夫人、著名记者伊妲·维尔斯-巴奈特（Ida Wells-Barnett）、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等赶到巴黎焦急等待会谈结果的黑人民权运动家承诺，他们一定会把种族平等问题纳入议程。
因为美国政府拒绝向平权运动家发放护照，不屈不挠的威廉·特罗特甚至是先受雇为某艘商船的厨师，抵达法国后跳船入境的。旅途坎坷的民权运动家抵达巴黎后就收到了日本代表团的承诺，显然，日本在这件事上的许诺让所有人心怀感激。陆征祥、顾维钧等人主导的中国代表团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对日本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在种族平等的议题上，他们决定支持日本，这个决定很关键。
牧野伸显，日本代表团副使兼实际负责人；照片摄于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
虽然日本代表团确实希望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的共识，但由于奉行白澳政策的澳大利亚强烈反对，加拿大与南非态度暧昧，英国不得不向日本代表团提出如果「平等原则」不影响移民限制政策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接受这种妥协，但这种友好提议被拒绝了，因为奉行文化同化主义的法国赞成日本的主张，接下来的氛围变得诡异起来，牧野等人将打破僵局的希望寄托于进步主义者，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然而，此刻的威尔逊也面临着国内压力，地方上，以西部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强烈反对种族平权，众议院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他如果日本的盟约修正案通过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种族危机」，于是威尔逊试图劝说牧野伸显接受另一种妥协方案，即默认作为国联基本原则的「国际平等」概念中已经暗含了种族平等的成分，希望以此阻止投票，并声称「围绕种族偏见进行争吵是错误的」，但这种努力也以失败告知。于是，在最终投票环节，和会上形成了11票赞成，6票弃权，无人反对的诡异局面，中国也支持日本投下了赞成票。
然而，委员会主席威尔逊却宣布虽然没有反对票，但这项议题存在事实上的强大反对，必须以集体一致的形式通过，鉴于与会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故修正案作废。法国代表费迪南·拉纳德（Ferdinand Larnaude）控诉说现下的投票结果很明显是绝对多数通过，牧野伸显也对威尔逊炫耀的「程序正义」相当不满，但他平静地要求会议将投票结果如实记录（括号中为投票权重）：
赞成
日本 （2）
法国 （2）
意大利（2）
巴西（1）
中国（1）
希腊（1）
塞尔维亚（1）
捷克斯洛伐克（1）
弃权：
英国（2）
美国（2）
葡萄牙（1）
罗马尼亚（1）
缺席：
比利时（2）
此次投票虽以威尔逊的强压落幕，却对他提倡的『十四点原则』构成直接冲击，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代表团的不满，后者决定如果美国不愿在接下来的山东问题谈判中对日让步的话，他们就拒绝签署『国际联盟盟约』。问心有愧的威尔逊确信日本人不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他同意支持日本对半岛权益的「合理诉求」，认为比起坐视日本退出谈判，将他们限制到国联框架内有助于中国以更好的条件与日本协商，可是，这个决定进一步导致了他的理想主义形象在「进步派」群体中走向崩溃。
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进步派在一战前后已经将他们对东方世界的同情由日本转向了中国，当威尔逊作出那样的决定时，美国的进步主义者很难将它视作对日本的「合理补偿」，认为这是强权外交的复活。不仅如此，他们的不满中也压抑了和平主义等言论在战时被压制的报复心理，决定利用这股潮流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以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为首，共和党提出了现行盟约下根据总统让步可能出现的一种致命缺陷，那就是如果日本请求根据盟约出兵维护山东权益的话，美国将被迫卷入对中国的制裁，尽管威尔逊极力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自由派对条约的支持被决定性地削弱了，为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盟约在参议院被否决埋下了伏笔。
就在自由主义者们抗议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错误决定时，他们的传统盟友，黑人民权运动的态度却语出惊人，但也在情理之中——当白人媒体关注国际和平与中日山东问题的纠葛时，很少有人在乎种族平等的辩论，相反，这是黑人民权运动最关注的部分，当争取种族平等的诉求以这种形式被否决后，咒骂之余，黑人民权运动家对日本代表团履行了他们事前的承诺表示感激，这种感激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中国可能怀有的任何情感。无论他们过去怎样在抽象意义上将美国和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称为「帝国主义」，他们都无法将日本争夺山东权益的做法视为罪恶，因此，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在写作中认为日本才是事件中的受害者。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1871—1938)
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为代表的泛非主义者认为，白人对亚洲人的帝国主义和亚洲人对亚洲人的帝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尽管山东问题的解决可能有违民族自决，但约翰逊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展现的虚伪，日本拒绝相信这种谎言，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为是明智的，欠下亚洲人民无尽血泪的白人国家究竟有什么资格抱怨日本？如果欧洲人坚持占领中国部分地区，那么他也赞成日本人这么做。约翰逊承认以中国的立场来看，他们的抗议是有依据的，但他认为国际关系上最重要的元素是权力与力量，「小小的日本」（little Japan，爱称）可能是有色人种最大的希望，所以中国接受日本统治总比被欧洲人统治来得强。
他总结道，日本人肯定已经意识到，克服白人歧视的最快渠道就是与全世界的有色人种结成同盟——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准备这么做，他辩解说，马上支持全世界有色民族的独立事业并不明智，但只要时机成熟，「她」一定会这么做的，祝「小小的日本一切顺利」（All success to little Japan）。
对于共和党人对中国的同情，约翰逊也看到了他们的伪善，例如加州共和党人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在加州可谓是排斥华人移民的急先锋，如今却为山东问题流下了鳄鱼的眼泪，洛奇和他的伙伴们除了将双手插在口袋里攻击威尔逊政府外是什么也不做的，现实也不幸被他言中。
除了在同情日本、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进步主义者与黑人民权运动在对国联的态度上也展现出了差异，例如洛奇等人煽动反对加入国联的舆论，威廉·杜波依斯却主张美国应该加入国联，毕竟允许有色人种与白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是避免将来爆发「种族大战」的唯一希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希望一个强大的有色人种国家能够冲击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倒逼他们接受改革。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杜波依斯等黑人民权运动领导层对日本怀有特殊的好感，但他们的动机不是指望为日本带路改变命运，事实上，当时的黑人群体对于将国内平权运动国际化也有抗议的声音，更有人抱怨说，民权组织连自己的事情也顾不来，怎么能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为他人奋斗上？因此，杜波依斯等人的亲日立场背后的目的必须从以下两个层面认识：
- 建立一种以有色人种联合为基调的叙事，最大化争取可能对平权运动持友好态度的全球伙伴关系，向潜在支持者寻求援助扶助他们自己的事业——尽管日本政府对美国平权运动的态度乏善可陈，民间对黑人的态度也并不积极；民权活动家玛莉·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曾向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抱怨，日本很快就重新冷落了黑人，但她也在回忆中表示，考虑到日本人有很多事要忙，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黑人缺乏关注也是理所当然；
- 对于媒体来说，他们热衷于创造日本携手有色人种挑战白色种族的神话，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白人优越论者世界观破灭的过程中取乐，在消遣白人的过程中，无论是黑人还是日本人都能享受到无比的乐趣，而这种消遣本身需要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明辨是非的理性。
菲利普·兰道夫（1889-1979）
可是，在这种叙事中，日本对中国长期、渐进的侵略给黑人国际主义者们带来了一个持久的难题，作为「黑人国际主义」最大的漏洞，它完全违背了人们普遍持有的，非白人民族应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决定无视中国的愿望而维持对日本的正面评价，黑人社会主义者是少数试图反思这个问题的群体，这既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立场不允许他们对奉行资本主义的日本帝国做出更积极的评价，也因为1918年日本出兵干涉苏俄革命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额外视角。
劳工运动领袖菲利普·兰道夫（A. Philip Randolph）成为了他同侪中的异类，巴黎和会期间，他在沃克夫人家中与日本代表团聚会，为他们提倡的种族平等问题喝彩，但他呼吁大家应把日本视作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者看待，是东方的普鲁士，他们对亚洲更大程度上是扩张欲而不是解放的热情——遗憾的是，即使是满洲事变后，也很少有人跟他反思这个问题。
即使日本没有直接支持他们的事业，杜波依斯仍相信日本的发展壮大至少能迫使美国政府改变他们的种族政策，以免将来的太平洋地区爆发一场种族战争。直到最后一刻，杜波依斯保持了他的乐观，他不见得喜欢伍德罗·威尔逊，但他相信威尔逊主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反思无谓的鲜血，跨越种族的藩篱，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终将成为过去，曾在同一个战壕中牺牲的兄弟同胞将携手奔赴新世界：
这场战争是结束……也是开始，世界上的暗色种族再也不会居于过去的地位上了，迟早会有个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有代表机关的埃及，还有一个为了非洲人利益，而不是为商业利益服务的非洲将从中诞生。这场战争也意味着美国黑人的崛起，他们有选举权，有工作权，也有不受羞辱地活着的权利。
尽管如此，杜波依斯与白人进步主义者的分手预示了许多事情。1917年美国参战时，非裔美国人起初也是怀着争取承认的希望踊跃参军的，但同年的东圣路易斯却爆发了反对黑人的骚乱，与此同时，入伍的黑人志愿者们也绝望地意识到，即使是缺乏人力的美国和法国陆军，都采取了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来应对黑人的极速膨胀，尽管形势严峻，杜波依斯敦促他的支持者们为美国和自由的胜利而战，这种社论几乎马上激起了同僚们的批判，他们指责杜波依斯采取了与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一样的和解态度，要求黑人放弃权利而为先为白人无条件牺牲，但杜波依斯自己也受到了那些支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白人进步主义者的压力，他们威胁杜波依斯如果不能在战争期间缓和黑人的不满，自己就撤回对该组织的支持。再加上威尔逊政府以『战时煽动叛乱法』起诉异见人士，将黑人平权运动纳入政府监视下，这样的环境导致了黑人群体的噤声。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世界种族关系的重要分水岭，白人优越论者不仅没有因为有色人种的参战和强大心怀感激和敬畏，他们对「黄祸」的顾虑进一步加深了——无论是黑人还是有色人种，他们在社会上谋求平等与接受的欲望越强，迎接他们的偏见和恐惧也只会越强烈，白人进步主义者、黑人泛非主义者，这对参与了早期民权运动抗争，为国联理想发过声的老十字军们终究在疲惫与幻灭感中各自奔赴安条克和开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联合创始人、白人进步主义者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选择向种族隔离主义和孤立主义妥协，而同为联合创始人的威廉·杜波依斯选择了以「黑人国际主义」为代表的抗争路线，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崇拜日本帝国，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日本对「黑人国际主义」的建构产生了尤为突出的作用，许多黑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激进派领袖和主流民权组织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说中表达过对日本的钦佩，也经常以日本的视角看待国际事件。
他们不再相信白人，但相信那些有利于日本的事情也有助于改变世界暗色人种的命运。
三、恨国逆流：柯立志、科学种族主义的繁荣（1919—1933）1920年8月15日，日本退役陆军中将佐藤钢次郎出版了一本架空小说『日米戦争夢の物語』，对日美爆发战争的场景进行了大胆想象，其中提到帝国海军在中途岛成功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后，夺取了夏威夷作为前进基地，对西海岸进行大规模入侵，此时，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库斯·加维领导的一千万黑人起义成为了日本胜利的关键因素，入侵纽约成功后，美国被迫向日本求和，绝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西奥多·洛斯罗普·斯托达德也出现在了和谈会场上，日本使团幸灾乐祸地俯视他的卑微——自那以后，同时代有关日本战胜美国的架空小说中，「摧毁太平洋舰队」「占领夏威夷」「美国少数民族起义」几乎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范式。
作为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之一，黑人民权运动家对印度怀有浓厚的热情，「圣雄甘地」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敬畏他能够以和平的身姿向印度人传递最具反抗性的精神——尽管他们越发意识到这种和平斗争与他们面临的现状不相一致。
老兵们被挂在树上，施暴者们并不在乎他们还穿着制服，他们在乎的只有肤色。那些决心维护种族秩序的美国白人也意识到了一战的转折性质，而他们的反应是以暴力维护旧秩序，暗色种族的救赎对他们来说宛如接受地狱的审判，1918年11月停战后，从前线归来的黑人士兵收获的不仅是鲜花，还有越来越多的敌意，苏俄革命的胜利是爆炸性的，共产主义对反殖民主义的承诺刺激了白人优越论者敏感的神经，许多人开始将布尔什维克与黑人平权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关联在一起，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少数，他们代表了白人社会的「民意」。
1919年初，美国最早的红色恐怖浪潮爆发了，在威尔逊政府的默许下，许多美国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应该对同年发生在美国的数次邮包炸弹和罢工事件负责——尽管美国黑人对社会主义并不感冒，他们却成了骚乱的直接受害者。那个夏天，种族骚乱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尽管非裔美国人为战胜德国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在家乡无法找到和平，民主再一次远离了他们，当他们表现出为保卫家园不受侵犯的决心时，也促使以三K党为首的白人治安维持团体更狂热地血洗他们的社区，那个夏天造成了毁灭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直到1920年红色恐慌退潮后，对黑人的袭击依然以零星形式呈现。
一说话就冷场：自由女神的哭泣：1919年猩红之夏826 赞同 · 22 评论文章
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痛苦地将那个夏天称为「猩红之夏」（Red Summer），也许白人袭击者有很多理由为自己正名，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他们希望塑造的，试图以科学观点为种族歧视辩护的「科学种族主义时代」的疯狂起点罢了，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西奥多·洛斯罗普·斯托达德（Theodore Lothrop Stoddard），两名代表性白人种族主义作家的兴起象征了一场蔓延在全社会的瘟疫，他们看到了一战对白人世界霸权的削弱，也迎合了有同样情感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呼吁只向最合适的人敞开国门，将劣等的东欧民族、黑人与亚洲人排挤在外。
不仅如此，斯托达德在1920年出版的『反对白人世界霸权的颜色浪潮』（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中提到，限制移民至多是应对形势的应急步骤罢了，除非优越的白种人联合起来对抗暗色人种，西方文明将淹没在血海中，他认为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来自亚洲，尽管日本在当前的亚洲领导权竞争中胜过中国，但他相信神奇的汉人之子会在未来的「泛亚联盟」中战胜日本，两国将以「相同的肤色和文化」建立同盟，向西方世界发动进攻，而布尔什维克可能与他们联合。正因如此，他主张暂时从东方撤退，维持住白人世界在拉美、非洲的战线。此外，他还对凡尔赛条约的苛刻表示了遗憾，呼吁避免更多这样的自杀式冲突，以免堕落的暗色种族收获更多好处——这本书出版两年内就再版加印了七次，显著加强了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敌意，从这本书取得的成功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有文化的美国人也相信斯托达德的结论的科学性。
艺术虚构人物，邪恶天才「傅满洲」的商业成功，正代表了二十年代西方种族主义者在白人神话破灭中对有色人种恐惧的具象体现。他那丑陋的相貌，阴险的性格，「非科学的手段」，在印度、埃及、非洲乃至海地殖民地领导蝼蚁们与英国特工丹尼斯·奈兰·史密斯爵士（Sir Denis Nay-land Smith）战斗，尽管他总是失败，他总能逃出来继续战斗，永无止境地战斗着，将恐惧与绝望弥漫到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
尽管1920年开始的柯立志繁荣暂时缓解了白人对西方经济崩溃的忧虑，1919年叙利亚拒绝接受法国托管，埃及大起义，凯末尔革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击退英希联军入侵，1924年长期被军阀统治的中国掀起了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经历了持续的政治动荡，统治东南亚的殖民官员也发现自己正在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说，他看到这些事件背后有布尔什维克的影子——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傅满洲」。
马库斯·加维（1887—1940）马库斯·加维，因提出反制白人优越论的「黑人种族优越论」，主张美国黑人应重返「故乡」建设新非洲帝国，而成为威廉·杜波依斯、菲利普·兰道夫等人批判的竞争对手，后者尤其认为移民会削弱美国本土黑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力量，又对他搞得类似册封「乌干达公爵」之类的迷惑行为表示不可理喻，但加维的观点在最黑暗的二十年代也曾风靡一时，杜波依斯后来也承认，泛非主义运动的成功有马库斯·加维一份功劳，当时，作为一名狂热的「黑人国际主义者」，马库斯·加维积极与世界各地的反殖民、反白人霸权斗争建立联系，他赞扬甘地，又把日本人视作黑人的榜样，相信以日本统一亚洲为前提，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成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
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黑人不应该与黄种人或白种人的任何一方妥协，而要成为两者中的关键斡旋力量，但也暗示了他对日本的同情，这种倾向主要是通过他的副手戈登博士（Dr. J. D. Gordon）体现，凡尔赛条约签署后，他劝说自己的听众不要支持那些要求限制移民、反对日本人的运动，他说日本人是黑人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不分肤色的种族平等，美国却企图阻止他们得到其他盟友给予他们的战利品（山东权益）。此外，马库斯·加维也试图游说一些日本人为他陷入困境的移民计划提供免费船舶，但这些努力失败了，日本人对他不感兴趣。
对他感兴趣的是美国情报官员，西海岸的海军情报办公室将黑人运动的异变作为危险信号，围绕雅浦岛归属权争议、加州移民限制法案以及迫在眉睫的海军军备竞赛，日美关系在20年代初期急剧恶化了，海军情报办公室认为有几个日本人正在西海岸煽动黑人、东南亚人与墨西哥人与他们结成有色人种联盟，他们判断这些黑人运动与同时代印度人的起义有相同的兴致，他们的背后都有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尽管很明显是夸大事实，但海军情报办公室的报告递交不久，马库斯·加维很快就以涉嫌「商业欺诈」的罪名被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出境，以他为中心的斗争活动随之解体了，尽管如此，黑人的不满在压抑中积聚。
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得知美国决定限制日本的海军力量后，黑人的嘲讽再次爆发了。
新闻记者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告诉他的读者，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场会议的和平性质，它只是为了给欧洲人恢复海军军备争取时间。马库斯·加维鼓励他的支持者，如果贪婪的白人指望日本自废武功，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也对会议发表了类似看法，他显然注意到中国也出现在了会场上，但没有发表评论，只是提到了自己与某个日本友人的对谈，对方说日本正在与中国争取反抗白人的共识，这让约翰逊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让自己对东方局势有了更好的理解。杜波依斯更是对白人媒体进行了批判，认为白人优越论者正在忽悠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日本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但显然，这种认为中国被白人诓骗的认识没有仅停留在微妙的表面，马库斯·加维对他的支持者说，白人资本家正在以巧妙手段毒害中国人，资助他们自相残杀，鼓励他们拒绝来自日本的任何提议，欺骗他们日本人是坏蛋，只想夺走他们的国家。马库斯·加维认为，最终两国人民都会看到彼此真正的利益，届时将会出现一个真正属于亚洲人的亚洲。
在所有这些黑人反美主义逆流中，几乎只有菲利普·兰道夫企图说服读者，日本不应该被看作种族解放的朋友，他们真正的朋友是苏联，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的真实目的是英美日法等资本主义强国企图调和彼此的世界利益，形成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对印度、埃及、中国等殖民地人民加强剥削——尽管社会主义者的评价更接近后世历史学家对华盛顿会议真实意图的总结，会议也最终以诸大国利益调和的形式告终，中国也在这次会议中收回了山东半岛权益，但在当时，「黑人国际主义」显然受到了更强烈的欢迎。
历史学家马克·加利奇奥（Marc S. Gallicchio）认为，战前黑人媒体对亚洲局势诡异评价的部分起源，可能是黑人媒体缺乏向东方常驻记者的资源导致的，所以包括新闻记者在内，他们对东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各种转载，在这种不充分认识中塑造了日本是种族主义挑战者的刻板印象
尽管如此，值得指出的，同时期生活在西海岸的美国黑人群体与中国、日本移民社区的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甚至可能是互相歧视的关系，有人抱怨，「日本人与中国人都非常不乐意与黑人来往」。因为日本社区更为富足，而且几乎是全封闭的，所以黑人与更底层的中国移民的接触可能更多些，而这种接触可能并不积极——例如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参与了抵制华工的政治运动，担心中国移民抢走自己的工作，压低自己的工资。即使是排华法案颁布后，不必再担心失去工作的黑人又换了种思路来歧视华工，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是宗教上的异教徒，对道德和教育一无所知，永远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
种族关系学家大卫·霍尔维格（David Hellwig）敏锐地指出，尽管黑人反对种族主义，但他们自身也处于种族主义的框架下。「黑人国际主义」思潮正是在「种族主义的反种族主义」中诞生的。尽管如此，时间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媒体煽动他们去抗议白人对亚洲人的歧视时，他们又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更诡异的是，那些关于东方人种与黑人冲突的新闻报道，与他们为东方人种「爆杀」白人鼓掌的报道几乎是共存的。
1927年1月，纽约哈莱姆一家华人经营的著名夜总会「竹林客栈」（Bamboo Inn）拒绝黑人参加他们的一场凌晨聚会，引起了黑人社区的不满，『匹兹堡信使』对此进行了报道和批判。可是不久后，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引起西方舆论恐慌时，黑人社区又乐开了花，『匹兹堡信使』嘲讽说，欧洲佬终于没法讨论如何「给中国人上一课了」，他们现在唯一能想的就是「如何避免那些涌向通商口岸的传教士和商人被屠戮」。中国已经觉醒，非洲也会终于迎来这样的一天，在形容国民军北伐的武装斗争时，『信使』报似乎不自主地想起了义和团运动，以之为革命暴力的样板。
尽管他们没有真的鼓励美国黑人采取这种手段反抗白人，考虑到当时经常有黑人妇女走在南方街头被绑架、枪杀的背景，这种措辞幕后的寓意再明显不过了。显然，通过将自身的苦难与亚洲不断高涨的反殖民斗争关联，黑人民权运动在低潮期实现了精神上的慰藉，他们宣扬白人的背信弃义和他们酿成的苦难，对白人的失败幸灾乐祸，似乎这样他们就在救赎中更近了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匹兹堡信使』甚至开始将俄罗斯人作为有色人种看待，主张俄罗斯可能是个蒙古民族而不是白人。虽然『匹兹堡信使』是一家中产阶级报社，这也不妨碍他们以俄罗斯指代当时的苏联，以左翼的腔调提出，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剥削势力正受到开明、好战的学生与工人阶级的挑战，显然为了给种族对抗的「黑人国际主义」世界观求补，他们也不忌惮吸纳社会主义理念。
为了对抗白人的种族主义浪潮，强调种族在世界事务中作用，乐见一切有色人种对白人反抗的「黑人国际主义」正是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底色，反种族主义的报复性产物，为持有异见但无处施展的美国黑人提供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主流国际视角的方式来消遣白人，也正是这一时期，在无数次磨合与对日本好感的日渐攀升中，黑人国际主义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辩护也越来越娴熟，诸如此类的辩护技巧将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胜利穿越奉天城门的关东军照片；关东军理论上的编制为一万人，但在数年内秘密扩张到约两万七千人，奉系军队理论上有25万人，但显然他们的目标不如关东军明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炸毁满铁铁路入侵东北，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长期以来，包括胡佛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客事实上将满洲地区视为日本的后花园，因此胡佛与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在应就日本的行动采取何种措施上产生了纠纷，胡佛认为自满清政府垮台以来，中国从未树立过对关外地区的控制，但史汀生主张如果默许日本的行动意味着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再加上国内进步派舆论主张支持中国，最终，胡佛允许史汀生对日本表达强硬态度，但也仅限于外交解决而不希望涉及武力。
而对于史汀生在国联会议上的施压，黑人民权主义者再次出面抨击了美国政府的伪善，他们嘲弄说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夺走了墨西哥的大多数领土，入侵了尼加拉瓜和圣多明哥，强奸了海地，吞并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又对古巴实行傀儡统治，现在却要求日本遵守国际规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也许是为了报复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背叛国民革命与西方国家妥协，这次民权运动不再对国民政府怀有好感，有人嘲讽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版的「汤姆叔叔」（屈服于奴役的人）。『费城询问报』公开表示，日本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的亚洲表亲挣脱白人的枷锁。『芝加哥卫报』抨击道，正是因为中国对西方的软弱，让日本夺得了拯救亚洲的天命。
非裔共产主义者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这种转变感到震惊，他们声称中国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并没有罪，美国黑人应该团结起来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共产主义者西里尔·布里格斯（Cyril Briggs）在非洲血裔兄弟会时代也是日本神话忠实崇拜者，但他现在抛弃了这种热情，警告他的黑人同胞说，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就是与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但他的呼吁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大多数黑人依然热衷于根据主观好恶判断日本才是战争中的正义方，这也是这段漫长亲日之旅理所当然的结果，种族最终胜过了阶级与意识形态，成为了能够动员黑人社会的最大煽动力。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都试图争取黑人的支持，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维克托·德布斯曾公开表示他对一切形式的黑人平权运动敞开大门，但以中产阶级为指导层的传统黑人民权运动相当嫌弃社会主义者，认为与一帮失败的社会边缘群体结盟只会让自己的地位更加孤立。不仅如此，尽管经济萧条刺激了黑人群体的不满，然而共产国际对美国共产党在争取底层黑人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上是完全失败的，他们起初建议美共支持黑人独立，在黑带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结果遭到了民权运动的全面攻击，如果不是基层党员置生死度外地深入南方种族迫害最深厚的农村地区组织佃农抗争，美共在争取黑人支持上几乎不会有任何积极效果，但因为苏联未能在支持埃塞俄比亚问题上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列强的态度，对苏联选择维持与意大利贸易而不满的黑人活动家不愿再接受苏联指导，因此于1935年前后大批退出美共，留下来的那批则积极进行了为埃塞俄比亚抵抗入侵筹款的活动，以守护这片黑人心目中的独立圣地。至于前文提到过的菲利普·兰道夫，他也在20年代末的某个时期抛弃了社会主义，转向了温和化的改良主义劳工运动路线。
就这样，三十年代初，左翼运动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力正在濒临崩溃，许多人开始担心去左翼化后的民权运动下一阶段会是什么。与此同时，德国纳粹党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崇拜正在迅速崛起，日本方面以黑龙会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团体也开始表现出积极拉拢黑人运动的动向，杜波依斯、詹姆斯·约翰逊等民权运动领袖先后被邀请访问，在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也将日本人的「友谊」传递到了黑人同胞之间，无需任何暗示，黑人民权运动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黑人国际主义」会成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潮流中的一员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时确实需要一些“英雄”元素的干预。
四、抗战论争：亲日派、新民权派与共产主义者（1933—1941）
1932年底，北方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共和党现任总统胡佛，入主白宫，开启了「罗斯福新政」，关于他如何挽救大萧条，恢复美国民众信心的政策这里不加赘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对黑人民权运动来说也是转折性的一笔，但是，这种转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必然的「运气」，即德国纳粹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出于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傲慢不屑于争取黑人，1935年，当墨索里尼决心入侵黑人民权运动的圣地——埃塞俄比亚时，民权运动法西斯化的可能性几乎一夜间消失了，黑人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着要向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复仇，对政治再冷淡的黑人都可以体悟到舆论氛围的变化，德意法西斯主义正在成为白人优越论的天堂。
正因如此，尽管黑龙会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民权运动的关心，在日本发起了声援埃塞俄比亚的尝试，但他们无法撼动日本政府日渐亲近德意的外交政策，这让许多黑人感到失望。
埃塞俄比亚战争前后，即使是「亲日派」的杜波依斯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尽管他依然支持日本，将日本评价为全世界有色人种逻辑上的领袖，无论日本人做什么，他们都会尽力为日本辩护。但是，杜波依斯也补充道，日本对台湾、朝鲜和满洲的掠夺与欧洲人没什么两样，日本对亚洲民族的解放不应该受到被征服者的仇恨。尽管如此，他也认为，考虑到征服与剥削是这个时代的常态，被「兄弟民族」剥削总比被外敌剥削要好。因此，他呼吁中日达成谅解，希望印度也能加入有色人种的广泛联盟，共同应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日渐严峻的暗色种族生存境遇。
拉尔夫·约翰逊·本奇（1904—1971）
但是，日本决定与意大利加强关系，即使这没能动摇杜波依斯的信心，但不是所有人都毫无波澜。1936年，也就是意大利最终征服埃塞俄比亚的那年，部分黑人民权运动家开始考虑与温和的白人自由派恢复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年轻的黑人民权运动家拉尔夫·约翰逊·本奇（Ralph Johnson Bunche）同年出版的著作『种族的世界观』（A World View of Race）标志着反日、反黑人国际主义的新民权派复兴，在书中，他不仅对白人种族主义者做出了批判，也对过去的「泛非主义运动」提出了抨击，认为假定世界上不同民族根据同样的肤色就享有共同利益是极为愚蠢的，忽视了阶级性、民族、文化、语言等若干差异，正因如此，被「同肤色的种族」剥削恐怕不是件愉快的事情，所以他认为解决种族问题的关键不在种族，而在阶级。
可是，这种小范围的，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反思没有打破黑人民权运动对日本的集体崇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黑人民权运动再次为日本提出了辩护，以杜波依斯为首，现在他们主张中国是个处于持续内乱中的国度，只有日本的统治才能重建那里的秩序，使中国具备抵御欧洲帝国主义威胁的能力。杜波依斯承认战争是不好的，但他在满洲旅行期间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情欢迎，那里的中国人过得比腐败军阀统治下要好，满洲国的私人资本也被普遍用于改善公众福利，能在那里工作、生活是一种幸福。
对于卢沟桥事变，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正在把一部分黑人转变成「精神白种人」，事实是日本正在试图拯救渴望沦为英国奴隶的中国人。杜波依斯告诫他的读者不要被白人媒体的煽动愚弄，过去他们也是利用这种方法诓骗中国人与日本为敌的，和平改良是不可能的，美国黑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武力斗争，日本是领导世界有色人种武装斗争的榜样。当新近成立的，以左翼运动为基础的美国反战反法西斯联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邀请杜波依斯参与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主张中国是在英美资本主义操纵下对日开战的，与反法西斯主义潮流划清了界限。
同时期持反日倾向的后者试图向读者揭露日本在中国的暴行，认为它们与美国种族主义者在海地屠杀黑人没什么本质区别。共产主义者坚持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等同于入侵埃塞的侵略，新民权派（自由派）也开始在黑人媒体『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上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撰稿人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 Jr.）说，在美华人团结起来拯救国难的积极性给非裔美国人上了宝贵的一课，当日本入侵中国时，25万在美华人为他们的国家筹措了150万美元捐款，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美的1300万黑人只是坐在那里侃侃而谈，完全把「同胞」的命运抛给了上帝。
尽管『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在当地黑人社区很有影响力，可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的许多人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他们拒绝将日本定性为法西斯主义列强，甚至连中日战争究竟是不是一场「战争」都存在争议，有人在路边听到三个黑人聊政治，说反正白人也能吞并中国的任何地方，日本人这么做完全没有问题。
许多读者向『新闻报』寄来了他们反对中国抗战的原因，有人说在阶级立场外，他首先是个有色人种，所以他支持日本胜利。有人对日本抵抗西方干涉亚洲的「英姿」表示钦佩，认为日本人既有勇气，又有胆识，反观中国人就是群「远东的汤姆叔叔」，他们根本不懂得自我尊重，甚至允许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开设法院，不仅如此，据说上海的某些公园还公开禁止中国人出入。还有一位读者的想法很详细也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国人就像现在的黑人一样喜欢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白人，如果日本真的倒下了，那么黑人权利也肯定完蛋了。
尽管如此，小亚当·鲍威尔依然坚持，正如他们对海地与埃塞俄比亚的情感一样，黑人民权运动应该立场一致地援助中国的抗战，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犹太人，为一切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而战——可是，因为罗斯福政府对上述运动的态度有明显差别的，尤其是他们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漠视与对中国抗战的强硬支持形成了微妙反差，这为杜波依斯和他的支持者提供了很好的辩护，向底层黑人宣扬这个世界是如何以「种权主义」运转的。尽管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勉强共识下，黑人民权运动姑且不至于因为这种外交问题彻底决裂，但黑人国际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新民权派（自由派）在论战中可谓不共戴天。
在后两者眼中，美国愿意替日本入侵中国辩护的势力只有两种——要么是亲纳粹的库格林神父，要么就是黑人，民权运动正在成为希特勒的伙伴。「黑人国际主义者」则称呼共产主义者为黑人解放事业的叛徒，给他们起了「黑红人」（Black Reds）的绰号，乔治·斯凯勒（George Schuyler）认为，要羞辱共产主义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叫他“麦凯同志！”，以此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嘲弄。
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进展顺利，杜波依斯远比他的反对派更受欢迎，双方的论争从起初具有一定变数到沦为毫无意义的复读与人身攻击。有人说杜波依斯就是个领日元的货色，杜波依斯则跳脚说自己从来收过日本人一分钱，他也不是不同情中国人，只是因为他更讨厌欧美白人的虚伪罢了，即使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也好过白人主导的世界。紧接着，他的反对派就开始发掘他在日本旅行的行程，试图证明他如何得到了日本的贿赂，这些指控包括他收了日本人给新闻媒体的机票折扣，又如何让他免费从神户抵达了东京。杜波依斯的反对者企图向联邦政府举报他，但因为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而陷入了无休止的纠缠。
事实上，美国黑人的状况并非个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特工们成功说服了印度、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等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向他们宣扬大东亚共荣带来殖民地解放的理想，他们甚至也试图说服中国接受日本主导的和平，但因为双方的血债太深而欠缺了说服力。不过，总体上来看，除了黑人民权运动外，日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很差，正因如此，他们在煽动黑人上的成功才如此令人诧异。尽管杜波依斯可能只是因为他热衷于独立思考才持这样的观点，但他远远低估了他的崇拜者们对日本的热情，某些黑人甚至私下组织了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亲日团体」，其中某些具有诈骗团伙的性质，伪装成「日本官方团体」从本不宽裕，但渴望实现「泛亚主义革命」的底层黑人手中骗走了最后一分钱，真正的日本人——以黑龙会成员，加拿大日裔人士中根中(化名Takahashi Satokata)为代表，他自称是日本陆军的特派员，以此「骗」到了许多追随者，但他实际上没有官方背景，基本是用自己的钱支持民权运动，至于真正有日本政府资助的日本特工，疋田保一，办事并不成功，远远不如那些「骗子」有名。
不仅是因为黑人民权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政府严密监视，使得官方活动很难渗透，也与间谍很难融入黑人圈子也有很大的关联。而且，显然那些骗子和真心支持运动的民间人士往往比真正的间谍更懂得如何收买人心。
无论如何，这些组织马上与民权运动一起受到了罗斯福政府的严密监视，后者不希望挑起种族战争，所以这些消息被保密了，大多数白人都是在二战结束后才知道这些团体存在的，但黑人的嗓门太大了，白人媒体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日本的看法是什么。早在战争爆发以前，白人舆论就热衷于讨论战争与和平，大部分白人优越论者似乎都倾向于孤立主义，查尔斯·林德伯格就告诫美国人，欧洲大战的真正输家是白人，他们应该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白色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蒙古、波斯、摩尔人的入侵，阻止成吉思汗与劣等民族的渗透。黑人媒体『芝加哥卫报』和『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则嘲笑了林德伯格的小丑作态，认为黑人没有理由畏惧世界大战，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它将给有色人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颠覆北欧人种的优越地位。
可是，不同于一战时代的踊跃参军，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白人们出于爱国热情踊跃参军时，许多黑人民权领袖因为反对兵役和各种通日间谍的嫌疑而被捕——这种反差感的直接后果是，白人社会开始辱骂黑人都是不忠分子，这让民权运动中不那么激进的派系开始担心不配合战争的后果。早在1941年1月，菲利普·伦道夫等人就发起了呼吁消除国防工业歧视的示威游行，试图与联邦政府谈判解决他们在「爱国」与「爱日」问题上的艰难分歧，罗斯福政府巧妙利用了黑人的困境，提供了落实就业公平政策的承诺，成立了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尽管他未能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伦道夫等人也对此表示感激，向联邦政府宣誓忠诚。
“武装英国就是延长战争！”“租借就是带来牺牲”——美国反战运动；杜波依斯和他的支持者逐渐感到自己走进了条死胡同，除了银杉军和各类反犹主义者外，他们在美国几乎找不到什么同情者，但他们别无选择
伦道夫虽然从未主张依附于日本，但直到1940年初他也在宣传中将日本、苏联、英国、法国作为一类帝国主义者看待，现在他转变了态度，向黑人宣传民权运动的诉求是可以通过改良手段实现的，不必诉诸武力和战争，而英国抵抗德意法西斯主义入侵的事业毫无疑问也是在为黑人而战。尽管如此，他依然强调了黑人与世界殖民地人民有共同利益。
乔尔·罗杰斯（J. A. Rogers）在『匹兹堡信使报』上发表了他对中日战争的新看法，他说许多人对日本的同情可能与事实不符。日本的现任统治者就是群强盗和刽子手，他们不仅剥削劳工，还向当地无辜的妇女儿童投下了数百万吨的炸弹，在中国酿成了无数痛苦，比起希特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自己年轻时很钦佩日本，但也一直担心他们演变成白人国家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日本占领满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证实了他最糟糕的预感。罗杰斯还试图指正那些「日本人喜欢黑人」的谣言，他说自己不管有几个黑人跑去日本得到了热情接待，现实情况是，最近发生了横滨某酒店拒绝黑人进入而优先服务白人客户的案例，即使是在纽约，日裔对黑人的歧视难道不是近在咫尺吗？他建议大家不要对日本抱有太大的幻想，东方人即使不是他们的直接剥削者，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自己。
尽管罗杰斯试图纠正他的听众，但这些证据无法动摇相信日本能为有色人种带来救赎的狂热分子，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种权主义」宣传后，许多黑人领袖发现他们已经无法脱离这种叙事了。
1941年12月6日，新闻记者拉尔夫·马修斯（Ralph Matthews）在他的定期专栏中写道，自己冒着叛国罪的风险也要把真话说出来，他支持东条英机，是该死的英美资本家操纵中国对日本进行了抵抗，在他看来，中国奴隶是被他们的军阀和官僚整死，还是被日本人和英国人整死没有任何区别，他看不出这场战争和民主原则有什么关系，除非他们能改变那个地区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他认为中日战争的关键不是战利品和结果，而是它作为有色人种对西方挑战的象征意义——白人之所以希望日本失败，不是为了拯救民主，不是为了阻止侵略，不是为了维护国际法的神圣性，也不是为了把四种自由带给被压迫的东方人民，而是为了维护北欧人种不可战胜的神话，让不断上升的有色人种浪潮再倒退一个世纪。「反对希特勒」只是个幌子，所谓的民主国家最后会与纳粹联合起来迫害有色人种。
另一篇社论嘲笑道，「与日本作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手也不干净」，引用了美国对世界上暗色民族的侵略，质问他们过去屠杀了红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现在突然化身为黄种人（中国人）而战的十字军，不觉得可笑吗。他认为美国应该大方地承认，他们对中国的贸易比拯救中国兴趣更大。『匹兹堡信使报』沿用了这个说法，新闻编辑珀西瓦尔·普拉蒂斯（P. L. Prattis）取笑中国人想要白人而不是日本人来指挥他们，就像汤姆叔叔那样，宁可为白人卖命也不欢迎日本的门罗主义。
尽管这些社论的语气依然颇具煽动性，但也出现了有趣的变化，例如拉尔夫·马修斯开始提倡黑人们超脱单一同情日本的境界，从战争中看到更多，想要改变现状，美国对亚洲的战争就必须以传播四大自由为目的，而且要赋予黑人完整公民权，认为这才是全体非洲裔真正希望得到的回答。拉尔夫·马修斯不会知道的是，就在他希望读者们更多地思考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种权意义的几个小时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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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0 22: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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