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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今天
经常想起郑观应。
这位放弃科举从商多年的晚清知识分子，既在外国公司长期担任过要职，也与清廷创办的洋务企业关系密切。结交者既有欧美来华的知名人物，也有晚清的朝中大员和在野名士。所以，较之同时代的中国读书人，郑观应有着更开阔的视野与更完备的知识结构。
他为时代开出的药方，自然也比其他人更有见地。
郑观应提供的第一剂药方，是改革经济模式。他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富民的手段则是“以实业为总枢”，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在核心位置。同时，郑观应还特别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决不能走轮船招商局的歧路。
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办洋务企业。
它创办于1872年8月。最初采取的是“官商合办”模式，由户部拨款20万作为本钱，再招入民间资本一起经营。然而，朝廷拟定的章程里，既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也没有提公司的具体股权分配，还明确规定招商局由政府管理，但政府只收取官利、不负任何盈亏责任。
这样的玩法，自然是没有任何民间资本敢来参与。
迫不得已，四个月后，也就是1872年12月，轮船招商局改组，新章程里明确了民间的商股权力，确认凡有股份者都可以参与分红。但仍强调官方对企业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官股的收益必须优先维护。
还是没有多少民间资本敢来参与。
为改变招商不利的局面，1873年，李鸿章任命有外国企业任职经验的唐廷枢和徐润，来主管招商局事务。这两人来了之后，做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要求剔除企业中那些衙门性质的因素，必须按“买卖常规”招募股份。唐廷枢说得特别直白：“如果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没有经营的权力。那生意赚了还好说，生意做赔了商股们该找谁去理论？”
唐、徐的改革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同，招商局进入“官督商办”时代，股票也随之成了民间资本追逐的香饽饽，变得供不应求。有一干熟悉近代商业运作模式的所谓“买办商人”主导经营，招商局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不但迅速在客货运载上站稳了脚跟，还三次挫败了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发起的价格战，迫使他们同意签订齐价合同。
1875年，招商局赢利超过15万两；1876年，赢利超过34万两；1877年，赢利超过42万两；1879年，赢利超过76万两。
但好景不长。白花花的银子让权力部门蠢蠢欲动。1883年，李鸿章派亲信盛宣怀进入招商局，调查徐润的经济问题。盛查出徐润有挪用资金的行为，进而将之扫地出门。稍后，唐廷枢也被排挤出局。
1884年，轮船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彻底消失。盛宣怀在这一年出台了新章程，规定：招商局此后包括人事、财务在内的一切事务，全部由督办管理；督办的任免控制在北洋大臣手中；各地分公司总办和各船买办的任免，控制在督办手中。
新章程在民商股东们中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由朝廷任命的督办，来管理公司一切事务，等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他们虽然是出资人，却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分公司的总办，原本由股东推荐产生，如今也全归督办任免，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负责，不再对公司股东的利益负责。民商股东们无力对抗庞大无匹的公权力，他们只能用脚投票，从招商局撤股——1883年，招商局资本总额高达533.4637万两白银，之后年年锐减，到1890年已经折半，只剩下275.0559万两。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开始每况愈下，迅速沦为了向朝廷“报效”的政治工具。清廷灭亡前夕，这一曾经的明星企业，亏损已达到了约2000万两白银之巨。
作为轮船招商局的一名商股股东（也曾一度参与经营做过“总办”），郑观应亲眼见证了上述种种。他后来写过一首口水诗，如此表达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深刻认知：
轮船招商开平矿，
创自商人尽商股。
名为保商实剥商，
官督商办势如虎。
这些经历，让郑观应看清楚了“朝廷从商”的本质。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希望清廷能放弃轮船招商局模式这条歧路，不要再搞那些“困商之虐政”，而是去多制定一些“护商之良法”。他还说，要想让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发达，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可以与欧美强国的企业同台竞争，一定要抛弃“官督商办”思维，中国的航运业，之所以远远不如日本的航运业，就是因为我们在玩官督商办“政治不良”；只有做到“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中国的工商业才会有希望。
郑观应的第二剂药方，是政治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设立议院、国会之类的机构，让朝政可以付诸公论、与民意接轨，而非决策于深宫、掌控于一二人之手。
1884年，郑观应曾上书请求开设国会，结果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的呼吁没有停止。在他看来，议院有一种好处，就是可以连接民意，“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政府的运作与民意有了连接，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就会有“我的国家”的意识。而这正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
在郑看来，世上存在着三种国家：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他觉得，“君主之国”皇帝的权力太大，“民主之国”民众的权力太大，像英国、德国那种“君民共主之国”，君权与民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才是最好的，也最适合清廷。
这种公开呼吁，在1880年代是很难找到知音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认同郑观应的意见；有限的认同者，为自身利益计，也往往选择了闭口不言（比如两广总督张树声直到1884年临死时才在遗折里建议清廷设立“议院”）。加上郑的文字表述一贯激进（比如他直接斥责清廷“但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招来的责难也就越多。
这些责难之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国情论、民智论、滋事论。
国情论的典型说法是“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郑的回复是：这是不识大局、对中外利病缺乏认知之人，才会说的蠢话。去读一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体当中，君民共主之国占了十分之六，是最多的。实施这种制度的英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扩张得到的殖民地是本国面积的数十倍。连日本现在也成了君民共主之国，且已敢于在我大清面前耀武扬威。面对这样的世界大趋势，还说什么“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脑子真是有病。
民智论的典型说法是“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郑的回复是：此乃寻常之见。齐桓公当年问管仲：身为一个王，应当以何为贵?管仲只回答了一个字：民。周武王也说过：纣王有亿万人，但有亿万颗心；朕只有三干人，却都是一条心。孟子也对齐宣王说过：你身边左右之人都称赞某人贤明，是不能轻易相信的，朝中的大夫们都称赞某人贤明，也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国人都称赞某人贤明，那就可以考察启用这个人了。议院制度是中国上古时代就有的东西，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没有议院，政府决策就无法连结民意，不能连结民意，就不能将亿万百姓之心凝聚为同一颗心，就不能铸就国家振兴的基础。现在以“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搞议院，等到列强把国家瓜分完了再搞，那就太迟了。
郑还说，和平年代不妨先开民智，广设学校，十余年后人才充足，再设议院。但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如今国势危急犹如累卵，设议院以连结民心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且无论设不设议院，也都要广设学校来培养人才，不能再玩科举那一套了。
滋事论的典型说法是“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也就是议员们素质不高，恐怕会在议院里扔书扔鞋扔袜子打起来。郑的回复是：这和该不该设议院是两码事。议事变成打架，是开会章程不完备、公举议员方式有缺陷。不完备就修订，有缺陷就改正。
1893年，郑观应将上述两大药方，与他人对自己的责难，自己对责难的回复，全部写进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著作之中。1895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读过之后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督抚一级的官员。皇帝的推荐让《盛世危言》成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据说坊间的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
盗刻虽多，知音却无。在清廷最后的十余年里，轮船招商局式企业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相比以议院连结民意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慈禧们也更愿意继续操弄“忠君”的传统把戏。
1922年，郑观应去世。他的理想，仍是梦幻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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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8 23: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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