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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修订一篇2012年的稿子
说一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跨越两千余年的“共鸣”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时候爆发的”。他解释说， 革命的发生未必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更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无言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控制的民众，一旦控制的压力减轻，他们就会猛力将旧政权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该政权之前的那个政权要更“好”一些。对一个坏政权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那位正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臣民的君主。人们曾平静地忍受苦难，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苦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有人站出来削弱这些苦难， 民众就不会再愿意忍受它们。
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第二个悖论，即：大革命前二十年，法国的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 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 他们变得更勤奋， 更富于事业心， 更有创造性”。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依旧足够强大， 但已不再实行单纯的专制， 而是“到处维持秩序”，开始部分履行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职责（尽管很有限），法国民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 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这样的情势，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他解释说：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政府已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 发放救济金和奖励， 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 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 因为政府保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 比如他们拿钱去买政府的公债时，“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民众买公债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合同，犹如一场冒险。
于是，一场浩劫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是这个民族发财致富的愿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法国政府的改革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它保留的专制病又不断从中作梗阻扰这种热情， 点燃热情又扑灭热情，结果引来了彻底的毁灭。
上述观察，很容易使人想起商鞅和他的《商君书》（该书非他所撰写，但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里的“统治智慧”。这个以愚国、愚民为强国手段的所谓“改革家”，同样意识到了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两个悖论，所以他提供给秦王的治国之道也有相对应的两条：（1）必须对民众实施高强度的思想和行为控制，对变法有异议者要诛杀，歌颂变法者也要流放，批评与赞美都需要思考，而理想的秦民只需要服从，即所谓的“民愚则易治”。（2）将民众牢牢控制在贫困线上，使他们无力去追求生存以外的东西，包括礼乐、知识、尊严与财富保障，即所谓的“国富而贫治”。这两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
这是托克维尔与商鞅之间，跨越两千余年的一种“共鸣”——当然，与商鞅旨在向秦王做推销不同，托克维尔的这些观察，绝非是要给19世纪欧美世界的统治者敲响警钟，绝非是想要提醒他们不要轻易启动改革、不要轻易放松控制、不要轻易让民众获得求富的机会。他只是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做出了一种真实的总结。至于这种总结会演化成怎样的“历史教训”，已非他所能够控制。
托克维尔
二、被遗忘也是一种迫害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 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按一般的观察，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大多已不再受封建主的欺压，来自政府的暴力行为也较少直接涉及他们。他们拥有部分土地，也似乎拥有公民自由。
但托克维尔的所见与众不同。他觉得，在当时，所有其他阶层的人都已离弃农民，他们处于一种被遗忘的孤单境地，而这正是一种新型的压迫。在18世纪的法国农村，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迁往城市，种田人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 打发他们进城， 乃至于倾家荡产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 最后连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那些“ 既有钱又有教养” 的旧贵族和新阶层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努力想要维护自己既有的特权，新阶层也在努力为自己争取权利， 没人关心那些已丧失了与上层社会沟通能力的农民， 没人在意农村的集体失语。时代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之中。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公共事务，也不再对时代发出共同的抱怨。
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
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新阶层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中，然后很快就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这是专制社会的长期存在必然结出的苦果。这这种社会里，统治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民众也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同阶层的民众之间，缺乏共同的感情，缺乏相互的需求，感受不到和睦相处的必要，也很难得到共同行动的机会。体制使他们彼此孤立，将他们之间关系冻结成冰。
三、追求自由，比追求平等更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 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 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
尽管《人权宣言》将“ 自由” 与“平等” 并列， 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他觉得，“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之中，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个消失”。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自由” 没有能够敌过“平等”。
自由常常给拥有自由的人带来财富。但它没有办法像“平等” 那般， 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追随革命之人以物质鼓励。所以， 放眼世界，不光是法国大革命，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很难逃脱“平等” 凌驾于“自由” 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当为了实现“平等” 而不得不借助“专制” 的力量时， 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 的感受， 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 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正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 的革命模式的嘲讽。革命者只承认抽象的人民，和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 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 大革命偃旗息鼓， 拿破仑从天而降， 心灰意冷的法国人，自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托克维尔发出一种感叹：
“我敢说， 在没有自由的社会，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 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 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道德与思想的普遍水准，便会一直不停地下降。”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 坚持到底？托克维尔说，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 其实只出于对统治者戕害自由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 统治者不再存在，戕害自由的对象消失了，对自由的追求也消失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
“ 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 谁就会受到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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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8 23: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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