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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为己: 传统中国的教育. 李弘祺. 香港中文大学. 2012.
第一章 引言：中國教育的理想與重要主題
第一節 個人、社會與受教育者
1.「為已之學」
（1）孔孟荀論「為已之學」
①教育的價值首要在於個人的自我滿足，接着才是對社會的效用。
②理想社會的建構奠基于個人教育上，因爲個人道德的完善乃是良好社會的基礎，個人道德與性靈的成長是孔孟教育思想的基礎。
③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個人道德的完善與由此得到的喜悅。
（2）道家的悠游自得
①「庖丁解牛」的美學特質
學習的真正成就，就是與個人追求理解的對象融合為一體，而得以悠游於其間。
真正的知識來自於個人面對知識的個人化的親密體驗
②佛教
於公元一世紀間轉化爲中國宗教
佛教認為透過悟道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識，而且這種覺悟通常極為個人、極為私密，因此也就確立了個人滿足與超脱的重要性。
③道教
學術追求在道家思想形成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
（3）朱子、書院與為已之學
①朱熹受佛教「山林講學」的影響創立的書院，就是讓追求知識的夥伴能夠互相砥礪、共同達成教育目標的地方。在他眼中，教育的目的絕不只在於求取功名。他認為人應該為自己尋求道德真理的主張，成了中國教育傳統中的首要主旨。朱熹和其他宋代思想家開創的理學思想，也成了往後中國教育思想的主流。
②如何在帶來崇高地位與沉重責任的仕途生活和個人省思與寫作之間取得平衡，是宋代以後乃至十九世紀末的知識人愈來愈重視的議題。在儒釋道三項傳統相互結合的時代，如何在進入仕途（進）的同時達成心靈的平靜與和諧（退），也就成了格外重要的問題，因為每一項傳統對這個問題都各自有不同的答案。要在學問上有所成就，即必須在這三項傳統間取得真正的平衡。在這樣的觀念裏，人的思想應該隨着身分而轉變。為官之時應為儒士，退隱之後則應奉行佛教或道家思想。真正的道德完善，就是在三項傳統共同重視的理想德行世界中優遊自得。
因此，要建構一套中國教育理論，首先必須強調學習的個人價值及其本身的價值。而且，我們大可以這麼説：對於中國人而言，真心相信這樣的價值，乃是道德成長的先決條件。唯有對教育的獨立價值抱有絕對的信念，才能理解中國學術與知識人的社會行為。
中國知識人參與專制的政治體制雖然經常不免挫折，卻因為相信無用常是大用的根本，或是獲取至高道德力量的基礎，而得以從中尋得慰藉。
中國傳統教育就是奠基於這樣的信念，這種信念也獲得若干的支持，包括社會給予士人階級無比的尊崇，政府則對他們提供物質上的獎賞。
③儒家的道德教誨雖然以個人的道德義務為起點，但孔子對這項主題的探討總是放在社會功能的脈絡下。個人的道德成就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但道德成就也必須實現其社會功能，才能産生效果。
個人追求道德成就卻不該以造福社會為目標，也不該存心藉此建構道德規範，指導一般人應採取甚麼樣的教育或道德訓練以達成造福社會的目標。
恰恰相反，唯有個人為了自己而尋求本身的道德完善，社會才能從中獲得裨益。帝制中國的晚期之所以極少有人提出社會或政治方面的理論，正反映了這樣的教育思想：亦即強調教育的個人目標，而不是整體社會的目標。
2.教育的社會目的
孔、孟二人雙雙重視教育的道德價值更甚於實用價值。在他們眼中，教育的重要性不只在於社會功能，更在於其社會意義。
孔子希望在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之間找到平衡，認為教育的社會意義在於創造及維持一個完美的、道德的社會。因此個人的教育是社會制度或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孔子的教育思想固然強調知識和道德的融合；但是這種融合也必須是能達成社會整體的融合才具有價值。一個人固然必須全心追求個人的道德完善以及與知識的融合，他也必須同時不忘自己的道德成長帶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國教育思想中的中心理想。
（1）教育隱含的社會意義
就傳統中國而言，個人與社會（或國家）的和諧融合乃是第一要務。在典型的儒家世界觀裏，個人教育成就的最終表徵，就是對和諧政治秩序的貢獻。（「修齊治平」）
儒家教育思想的社會秩序以祥和的家族關係為起點。儒家認為家族是政治體系的縮版，也是個人品德提升的訓練場——「齊家」即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條件。家族是個人最早的效忠對象，因此個人必須維繫家族的和諧，才有可能達到教育上的成功。
在後來的中國歷史，家族扮演的角色又愈來愈重要。良好的家世背景不但是考生獲得考試資格的必要條件，家族也是考生最終的支持來源。
家族可從教育中獲益。家族如欲保有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力，就必須仰賴家族成員通過科舉考試。於是，個人的教育也就與家族的氣運密不可分。
隨着科舉考試吸引愈來愈多考生，家族對個人教育的介入也愈來愈深。大家族合力支配家族成員的教育內容，顯示了教育仍然具備重要的社會意義。為了準備科舉考試，學習於是不再只是關乎個人的品德成長，而是也必須負起增進家族力量與團結的責任。個人與龐大的親屬組織（氏族或宗族）之間的關係，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團結意識。正因如此，私人教育經常發生在親屬組織的公共環境裏，例如宗族祠堂所設立的私塾。
眾所皆知，儒家思想非常重視以倫理原則為基礎的家庭與人際關係，但必須指出的是，促成家族團結的儀式活動，經常來自儒家思想以外的源頭。
這類活動是各種大小傳統的綜合表現。佛教並未忽略社群的重要性。中國的佛教在關於良好社會的教籌裹非常重視家族關係，這是原本的佛教思想所沒有的。佛教因此才得以一再促成各種社會團結儀式的創造、修改與流傳，帝制中國的後期尤其如此。
（2）國家對教育體制的影響、資助以及控制
儒家理想中的普及教育，以及依品德決定學生的入學資格，正是中國歷代政府建構全面教育體系的基礎。
十三世紀後，官學教育即論為科舉考試的附庸，而許多所謂的「私學」也常常「官學化」，終而被政府控管。
科舉制度的目的在於網羅受過教育的士人進入政府服務。因此，中國教育也就一直被兩股力量拉扯，一方是國家或政府為了自身利益而意圖操控教育，另一方則是知識人努力要擺脱這種操控，貫徹自己對社會所獨立懷抱的理想。個人希望導引教育體系追求社會利益，通常與國家選取官吏的狹隘目的形成直接衝突。因此，在何調真正有益社會或有益「天下」的爭論裏，教育的目的與理想向來是核心議題。
個人目的之所以能夠達成，原因正是個人目的也是公共目的。
許多思想家都鼓勵個人自行追求宗教真理，最好能夠遺世獨立，隱居於偏遠的山林之間。因此，為了尋求名師而不惜長途跋涉，也就成了中國教育史上一項反覆出現的重要主題。這類故事為追尋真知提供了鮮明的圖像。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表面上看來雖是個人對學習的追求，實際上卻也帶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儒家追隨者在國家的監督或控制之外尋求學識與道德上的啟發，書院即是其中最耀眼的成就。書院代表了一種不屈不撓的努力，亦即儒家追隨者對個人獨立學習空間的追求。因此，現代許多中國教育史學者都把書院創辦人視為私人教育的倡導者。
儘管宋明期間中國社會為了爭取「公共領域」而不曾間斷的掙扎結果令人沮喪，不僅個人的英勇行為往往徒勞無功，挫折感也遍及整個社會，但這種公共領域的信念仍然存在，認為這個領域應該不受政府控制，而可供個人私下表達意見，也可讓人追求思想上的健全與獨立。因此，中國書院的歷史即可證明最個人化的目標其實也是最公共的目標。
只要考慮到所有官學的學生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勞役與賦税，還可獲得食宿與津貼，即可了解學生在中國歷史上為何常常能夠影響政治事務。學生運動，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學生運動，也是儒家教育的一項重要標記。青年學生批評時政雖然不乏理想主義的色彩，但學校生活的群體經驗（包括行為從眾以及社交互動）説明了學生的意見為何相當統一，抗議行動又頗為協調一致。
整體而言，傳統中國的教育思想不但注重個人對品德的追求，也同樣重視教育的社會目的。
中國教育一直在尋求一種完美的機制，能夠讓個人的學習樂趣和社會責任取得平衡的聯繫。
這段歷史顯示了社會與國家如何企圖引導教育的方向，而士人對這種企圖的反應則是追求自我的知識獨立。
透過儀式與宣傳活動，中國政府不斷把國家的意識形態灌輸給人民。
另一方面，個人則透過家族、宗族、書院以及其他較少人知的社群組織參與這種活動。
畢竟，個人追求自我的獨立其實也有助於達成教育的終極社會目的；
教育有其本身的價值，而且這些價值也在所有社會組織的動員下得以徹底實現。
因此，儘管中國歷史上不斷地出現種種困難和爭執，不斷地在干擾個人追求教育的努力，
但是無論如何，個人的教育至少在理想的層面上，強調要不斷地在這些困難中爭取發展的空間。
3.通才、經學者與君子
（1）君子
中國教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項觀念，就是認為一般人可以經由教育而提升自我，達到完美的境界。
體現仁（人的本性）是所有人的最高義務，能夠幫助達成社會與政治秩序達成理想狀態。這種人性的實現基本上是一種道德工夫，而促成人性的實現正是教育的目的。儒家思想家通常認為孔子的思想是最佳的教育準繩，因為當中強調仁的理想就是人性，不但是人與生俱來的特質，也是人生中最崇高的理想。人生的目標，就是要努力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完美的人應當接受貴族教育，人生也應該合乎貴族的理想。」如此一來，原本指稱貴族的「君子」一詞，也就産生了規範性的意義，代表在人生中體現並且達成了貴族教育理想的人。儒家士人的教育目標是至少要成為君子，但個人還是應該努力追求成為聖人的終極理想。
（2）六藝與經典教育
古典學習與詮釋（訓詁）學傳統的歷史已擴張了六藝的原始議題。
①到了孔子的時代，人們已懂得特定形態的著作，具有相似的本質與相似的結構及意圖，因此可以歸納為同一類型。這就是書籍與知識分類的起源。
重點在於學者必須不斷追求對知識的理解，並且藉此促使自己與人性的最高理想合而為一。只要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處理人世間的事物即可悠然自得，也能夠在道德上追求與大道融合。
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而且這種樂趣乃是來自知識的整體性。
既然教育的內容本質上就無所不包，學習的過程又可讓人獲得學習的樂趣，並與全人類連結，因此可以説博文教育就是教育的本質。
②到了孟子的時代，亦即公元前第四與第三世紀期間，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提升個人道德的觀點又更加受到重視。孔子當初接受的那種貴族教育，到了孟子的時代已幾乎不復得見。孟子和他同時代的人所關注的，是要閘明人為何應該受教育，並且確立「六藝」的標準認知，使其成為個人追求道德完善的基礎。
孟子的性善論確保了他在中國傳統教育史上的地位。在他眼中，唯有相信人類天生具備追求道德完善的能力，才能相信人的可教性。基於這項理論，他和大多數中國思想家都認為修身是個人教育的核心要素。如此一來，教育的內容不再是以前的那種實用技藝，而是行為舉止的規範，以及該如何把這些規範落實在新形態的社會裏。另一方面，随着愈來愈多知識都已形諸文字，實用技藝的學習也就逐漸為讀書的學習方式所取代。
中國教育史正是恒久不斷地持續着這麼一項過程：從奠基於失傳的古老技藝和知識的典籍裏吸收傳承已久的智慧，並且不斷以更精緻的思維重新理解這些智慧。經典的地位一旦確立，後人於是認定唯有研讀並精通這套經典，才算是真正的教育。
到了這時候，中國教育課程史於是成了若干重要書本的典籍化過程。原本的「博文（通才）」教育理想就此取得了一種具體的新意義：「經學」教育。
③秦代之後，研讀經典成了中國各朝各代的標準教育行為。就這方面而言，可説中國教育本質上就是經學教育。
中國傳統教育史，是對三項教育理想不斷的重新詮釋。這三項理想分別為：君子、博文的讀書人及經學者。
a.漢朝的教育注重形式，也就是教育的外在表現：個人前途即是教育成就的核心要素。透過學習禮儀，表現在舉止上面，以達成教育的理想。
漢朝對禮儀教育的高度重視以及漢唐的法律思想講求禮治，因爲行爲擧止的儀式化就是社會生活最實用的規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必須遵循禮儀所規範的動作。於是，這些規範就成了社會為教育所設定的内容。許多重要的社會禮儀都創制於漢代，許多和喪禮有關的禮儀，也都在這段時間達成形式化（儀式化）。
強調廣泛學習與文字表達技能的經學教育，在漢朝之後正式成為教育內容的核心，並且就此主導了中國的教育活動。
b.唐朝之後，由於官方認可的傳注不再引導個別學者的治學方向，經學教育也因此稍顯式微。
c.自從宋朝以來，中國思想史上就陸續出現了各種對古代經典較具想像力的新詮釋。不論對典籍本身的新詮釋，還是對經典的編纂與典籍化過程的歷史背景所提出的新觀點，都促成看待經學教育的態度漸趨開明，而這樣的「解放」也産生了新的洞見。
經學在這段期間仍然保有相當的重要性，原因是當時政府取士最可靠的管道為科舉考試，而科舉考試需要一套參考標準。所以，政府也就在科舉考試中持續使用七世紀初彙編的標準評注（即《五經正義》）。後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成為考試的標準內容，於是儒家經典就此成為衡量士人從事公職能力的標準，也鞏固了在教育裏的中心地位。
這些考試導致士人研讀古代典籍的方式愈來愈僵化，而與獨立學者採取的開明態度，形成教人感嘆的對比。隨着科舉制度的地位愈來愈重要，中國政府也愈來愈專制。結果，科舉制度逐漸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影響力。入朝為官是獲取地位與特權最有效的方式，科舉考試則是一般人力爭上游比較可靠的途徑。
（3）經典教育與科舉
中國經學教育史是一段漫長的爭論史；議題包括典籍與相關評注的標準化，以及正統詮釋與典籍化的認可。在十七世紀之前，這段漫長的過程基本上就是儒學的發展史，因此也幾乎可以説是中國教育的演變史。爭取政府認可成為正統傳注或注疏是這段歷史中相當突出的一部分。
宋朝以後的儒學之所以成為有「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之稱的「道學」，就是因為政府決定哪些書本可封為經典的壟斷權趨於式微。 在科舉制度下，由道學的思想巨擘朱熹以及其他學生所編纂的新注疏，還是在不久之後被奉為經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內容。
文學技能原本就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隨着政府在科舉考試中愈來愈強調寫作的重要性，寫作能力（甚至包括書法技藝）在個人教育當中所佔的地位也就愈來愈重要。科舉考試納入作文的做法，強化了文學技能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於是，君子教育必須達到這樣的成就才算完整：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但飽讀經書，也擁有高明的文學技巧。傳統上，中國學者向來認為唐朝文化的特徵在於詩與文學，宋朝則着重於知識的追求，尤其是對經學的研究。這種概略的區別忠實反映了中國人對博文的知識人的看法。
4.理學思想中的人：有德之士、英雄、殉道者
理學（道學）世界觀的興起代表了中國教育觀念發展的新階段。
（1）到了十二世紀初，中國社會結構已出現變化，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也隨之出現新的定位。
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許多新元素與儒家正統思想之間的互相組語又充滿挑戰性的融合。
①中國的文化發展與政治體制不再完全一致。
②這時候的中國雖然強大，卻只是多國體系當中的一員。
③中國經濟出現了重大變革，以致地區性分工成為現實，而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
④十二世紀的思想界也納入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與宗教思想，包括佛教以及其他許多較為次要的意識形態。
（2）唐朝時儒家思想就在佛教與道教的挑戰下呈現日益衰微的趨勢。反映這個趨勢而産生的新的知識傳統，可以稱為道學，其特徵在於深切遵奉經過重新定義的儒家傳統。道學思想擴展了傳統儒家思想的範圍，納入了許多外來元素，而這些元素後來紛紛成了這種新興世界觀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首先，道學思想者與科舉考試的理想及內容密切相關。這樣的人企望改善考試的種種、尤其是考試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對科舉制度摧毁「為己之學」的理想深感不滿。因此，一個懷抱道學思想的知識人是個心存不滿的官員，極力想要把自己從目光短淺而且充滿瑣碎的世俗官員生活中提升出來。這個人追求的是道德的高標與人生的內在價值，希望在不道德的社會裏保有潔淨無瑕的人生。
②另一方面，道學思想者常常也是地主。土地是最可靠的投資再加上土地私有權早自唐朝末年就已確立，因此官員多半選擇購置土地。擁有地產、尤其是農地，即是道學之人致力修身的物質基礎。 因此，帝制中國晚期的為官理想也就深繫於一種修身哲學，奠基於想像的田園歸隱生活之中。這是一種保守的道德思維，一種帶有反知識色彩的通俗思想。對於中國士人而言，為官從政是必須的，但取得官職的方式（参與科舉）卻令人鄙夷。從事公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回歸寧靜平和的田園生活，從而昇華個人內在的道德修養。這種渴望，為官場生活的不愉快提供了一項既定的解決方案。在商業發達的長江下游地區，退隱田園的農夫也可能是有開的唯美主義者。矛盾的是，豐富多彩的物質消費文化也影響了這種人的行為。
③十七世紀以降，許多中國士人都標榜英雄式的道德境界，相信為了自己的信念可以犧牲性命。這些人的明知不可而為之的行為展現了中國教育的一項特質，亦即由道德觀以及古代典籍的價值觀所形塑而成的傳統。在道學家眼中，君子不只是通才與經學者的結合，不僅僅能夠以散文及詩詞表達經書中定義的文化，還必須在人生中落實自己從小被灌輸的那些價值觀。除了和諧平靜的生活之外，君子（知識人）也必須隨時準備為自己的理念奮鬥，
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這種英勇的面向也有其吊詭的時刻。這點可見於後來儒家政治思想裏為國盡「忠」的觀念，這也是理學家協助發展的概念。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受過教育的士人必須負起英勇殉道的責任。後來，這種為國盡忠的觀念結合了十二世紀之後興起的強烈民族意識，而又成為明、清兩代高度獨裁的統治者所要求的德行，也就産生了許多精神上的揮扎，含着各樣隱藏的危險。
5.中國傳統教育的式微
中國教育史的最後發展階段，除了降低科舉考試的影響力之外，也造成了視野的狹隘。
中國人在宋朝之後就愈來愈認為社會已大致解決了社會結構與組成的問題，因此要促成個人與社會之間穩定和諧的關係，責任主要落在個人的道德表現上面。公眾教育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大量「『勸」善書」的出現，這些書籍向讀者灌輸了一種近乎狂熱的信念，認為個人必須追求絕對的道德成就。這種追求或動力往往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社會不斷迫使個人作出極端的犧牲，但個人卻幾乎從不質疑社會公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濫權也就很容易得到容忍，而個人則不斷地自我控訴、反省，希望自己能達至道德無瑕疵的完美境界。這種壓力的堆積，終而使它與科舉制度一樣，
變成導致中國傳統教育最終失敗的一大因素。
十九世紀的時代主軸，就是中國政府無法厘清自己為何無力應付席捲全世界的變革。問題的規模極為巨大。到了清朝，道學家對科舉制度的批判已經失焦，也不再切合實際，主要是因為道學之士本身也都紛紛成為科舉文化的熱切參與者。在這個時候，科擊的影響力已經又巨大又廣泛。過去一千年來，科舉制度造就了一群享有特權的菁英分子，他們遵循的共同傳統及對這個群體的強烈歸屬感，凌駕了各自的行為與價值觀因出身地不同而存在著的差異。這種文化上的一致性形成了一股保守勢力，導致中國士人不願積極回應十九與二十世紀期問發生在中國的各種變化。
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包括官學、書院，乃至整個傳播價值觀的體系--在二十世紀初始全告停擺。到了這個時候，那整套複雜的經學傳統、書院體系、菁英結構與科舉制度，已明顯可見再也無法對應現代教育的需求。中國的知識人，也許是因為過去向來備受敬重以致喪失了反省能力，再也難以接納新的理念、價值觀、體制以及政治制度，違論全新的國際秩序。
因此，中國教育的沒落是西方乃至現代勢力衝擊之下的結果；也是因為長久累積而來的保守態度太過沈重，以致壓垮了中國的古老體制。在這種保守心態的壓制下，較具創新能力的知識人不但缺乏領導能力，也無法彈性回應變革的需求。最後，科舉制度終於崩漬，再也無法自我轉變，也無法從釀成消極蘭預的沉滞狀態中恢復活力。最後一場科舉考試舉行於1905年，當時傳統的官學與書院也已逐漸轉變為現代化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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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5 21: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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