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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的两大“进化”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本文较长，约1.1万字

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百代皆行秦政制”。但秦制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停留在商鞅、韩非子所设计的模样，它也是有所“进化”的。

这种“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Jian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民众，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不分家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民众实施残暴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

这当中，第一个方面是重点，也是难点， 新莽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散沙化的底层民众，面对皇权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比较而言，“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两千年中最成功、最重要的“进化”。

一、科举取士重塑官僚集团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创设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

它是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

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这项制度给了他们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的幻像。这种幻像极为坚固，以致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山西太谷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份，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文字。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自此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的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要生计艰难。

他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到了民国二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候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 （1914年11月2日）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这些词句里，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亡”、“无由恢复中原”，这些词句里，则饱含着对新时代（民国）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廷）的怀念。

这种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刘大鹏相信：只要科举这条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晚清的统治基础虽仍是官僚集团和军队，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何炳棣的研究认为，至晚在1870年代，捐纳（用钱买）出身的地方官，已经超过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656~657页）

科举之于清帝国，其作用不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而在于给“士”们制造一种幻像，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种安慰剂。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像里。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事实上，自有科举以来，制造幻像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即是政府的核心诉求。清代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齐陈骏，《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

宋代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但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第3页）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统治术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个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的幻像。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772页。）

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而晚清朝野之所以要求废科举，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很可惜，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科举还有另一重功用，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封建，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程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的控制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财富，并将之传承给后代。这种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主仆关系。这是秦制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是扁平化、散沙化的，不但民众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常规的察举征辟（两汉），还是非常规的唯才是举（曹魏），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架空皇权者），但具体选拔谁，仍须受制于世家大族。士人要想获得被察举征辟的机会，首要之务就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汉末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之所以炙手可热，正是因为它相当于一张进入仕途的门票；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够门生弟子遍天下，也是因为袁家四世五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位三公），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袁氏也乐意这么做，这可以巩固扩张其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家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学阀”背景有直接关系。即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发掘寒族士人这件事，仍须依赖世家大族。这种依赖无法消除，其结果就是“唯才是举”无法长久，动了曹丕时代，终究是要回到“九品中正制”，终究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迭代官僚集团。事实上，皇权并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它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如前所述，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不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科举也好，恩荫也罢，均由皇权控制），如此，才能防范门阀与学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相较于消灭血缘连结紧密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 “科举取士”极大地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秦制的另一重“进化”，是不断通过变法来提升政权的汲取能力。

中国古代历次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关心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并不是变法的核心动力。

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公元前119年，为了增加对人力、物力的汲取，汉武帝刘彻的改革，至少使用了三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在现行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这种货币，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的，因为皇家的库房里银和锡最多。“三品”，其实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钱，代表不同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

“白金三品”不是真的白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出了一个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刘彻规定：一个龙纹钱，值三千钱；一个马纹钱，值五百钱；一个龟纹钱，值三百钱。汉代银价贱，每两不过五十钱。一个龙纹钱标准重量是八两，用银价换算，等于四百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货币面值是货币实际价值的30倍。刘彻滥发巨额虚币，其性质相当于银行滥发纸币利用通货膨胀敛财。

不过，刘彻忽略了一点：这种“白金三品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不是傻子，官府造我也造，结果刘彻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体系反倒崩溃了。刘彻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盗铸者，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寡，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

刘彻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大致在3000万~4000万之间。这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种手段，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刘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

“缗”，指的是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3%。“告缗”，就是鼓励老百姓舉報一切自己认识的人的资产。武帝规定：凡是能够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被告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奖励给告发人。

“告缗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

“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百姓？刘彻到底从这场血腥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产，老百姓从此满足于吃喝，得钱就花，不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

第三种手段，是消灭民间商人，让政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利出一孔。

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老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耕种，老百姓必须买铁农具。官府垄断盐、铁，实际上就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民间盐铁商并没有因该政策受到太多损失，因为官府需要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收编了他们。真正遭受了巨大损失的是普通民众，他们不但必须花高价才能购到盐铁，而且花了高价也只能买回劣质货。刘彻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曾如此控诉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

大意是：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

但刘彻对百姓的死活并无兴趣。尝到了“盐铁官营”的甜头后，他又采纳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变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业机器。

所谓“均输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官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核心，是由官府垄断了国内的一切主要商业活动。老百姓想卖这些商品、想买这些商品，都只能去官府在各地开办的收购点和销售点。

以上种种掠夺民财的举措，所造成的结果，是汉帝国百姓的大量破产与逃亡。司马迁亦因此评价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可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其核心驱动力，同样是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们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租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朝廷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归朝廷所有。2、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呢？

事情的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的荒地。这些荒地的总量实在太大，以至于不光是人，每头牛都可以从朝廷手里按规定分配到三十亩耕地。

当时，普通民众和豪强地主，都不缺土地。朝廷如果仅仅分配土地，对普通民众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朝廷的怀抱。

为避免豪强地主的抵制和反抗，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朝廷，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动。而且，朝廷还向豪强地主的私产“奴婢”分配土地，这形同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

如此，国家与豪强地主之间，成功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百姓脱离豪强，看似减轻了租税负担，实则损失巨大，不但名下土地所有权归了朝廷，自己仅保留使用权，原子化的个体面对更巨大的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也远不如面对豪强之时。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也是为了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当时，与均田制配套的征敛模式，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

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推行变法，用“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要增加唐朝政府的收入，官方文件宣称，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先确定花多少，再决定向民众征多少。

宣传层面，唐朝政府的说法是：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后，之前的“租庸杂徭”就全免了。但实际上呢，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租庸杂徭”，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

对两税法的本质，王夫之的评价一针见血：“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意即：所谓的两税法，就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

对民众而言，更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用实物支付；新的“两税”却必须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民众用钱缴纳赋税，等同于大幅加重民众负担——民众必须把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卖掉换成钱，这个过程农民是没有议价能力的；官府在制定赋税额度时，究竟参考何种物价，这个过程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两税法推行之后，唐代农产品和日用品的物价，即开始呈现暴跌之势。一路跌得民众心惊胆战，家破人亡。试举例而言：两税法实施前一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只能卖1500多文，到公元805年，已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是一样，公元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到了公元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已只能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

物价如此暴跌，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了两税法，要求民众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两税法的推行越得力，民众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他们的反对并没有用，因为唐朝政府喜欢两税法，它能够让国库铜钱满仓。唐亡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也是相同的原因。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甚多。但这场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在“增税”，是无疑问的。

北宋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宋政府只对增税感兴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较之前代更容易一些；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了。折腾十余年，可谓毫无成效。

“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北宋政府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没有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却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因为后者，全部都是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新政。如此，民众因变法而受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政府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政府“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政府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民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民众，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

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间商人的翻版。官府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北宋政府执行起来，一直不遗余力。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民众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本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明朝政府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

对明朝政府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一条鞭法”本身以增加赋税为目的，并不是一项“减税”政策，故而，被合并成“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也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所以，清代的任源祥说得非常明白：

“明之一条鞭，犹唐之两税。……两税行而租庸调并合，条鞭行而税粮、银力差役并征，其义一也。”

当然，民众也有应对的“智慧”。他们会卖掉自己的田产，来摆脱朝廷的汲取。“一条鞭法”将丁税挂靠在田亩之上，有土地的人才需要纳丁税，没土地是不用纳的，换句话说，扔了田产去经商，去从事手工业，是可以免役的。比如，湖南湘乡的士绅洪懋德，当年就曾观察到，“一条鞭法”推行后，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变：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无十世之族，而散于四方，皆自此起”。“（民）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

大意是：为了逃避负担，民众开始卖田，听任土地荒芜，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聚族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必纳税特权的豪民。

洪懋德所见，并非个案。湘潭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观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亦有地方史料可以证实，万历四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推行一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豪强新地主的手里。”（《梁方仲文集》，2004，第99页）

清代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亦与“一条鞭法”相似：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然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虽然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去的，只是一种对民生的戕害，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却是一种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到了对官僚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七条“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是希望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建议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建议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帝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原因是，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比“坏人结党”更有害。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逊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一盘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对国事无害；但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对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还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如此，宋仁宗就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指向明显，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遂彻底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