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九林 著
今天的文章有点长，大约1.1万字。
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 “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放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理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 “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汲取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封建体制的衰落崩溃大略同步。它的基本理念，至晚可以追溯到《管子》（书的作者并不是管仲）。这本书记载了这样一种政治理念：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大意是：财富的流通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民众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其他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政府、君王决定，民众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般典型的秦制理念，却同时又在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提倡“利出一孔”，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显然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
一、《商君书》的强国之道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他原是卫国贵族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门下，自称“卫国公孙”，所以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大约同期，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在秦国耗费了约两年时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商鞅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记》存留有商鞅的一段“自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大意是：我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这种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
这段“自述”，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议题；“难以比德于殷周”这样的感慨，更像是“后见之明者”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皈依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推销“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说来，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不舉報“奸人”者腰斩，舉報“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惩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3）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身，从事商业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将被降为奴隶。
（4）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升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种上升通道。
这种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宗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治理民众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大小、耕种产量直接挂钩，这一整套变法措施，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秦国的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诸侯。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战车添砖加瓦。按《商君书》（该书虽未必是商鞅亲笔所写，却属于商鞅思想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要让这种添砖加瓦畅通无阻，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这六种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妨害。商鞅另有一套强国逻辑：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
大意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如果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民众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贞廉，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让民众互相监视：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商君书·开塞》）
大意是：罪行发生后，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义举发生后，再来奖赏当事人，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国家就会乱。所以，统治者必须赶在民众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民众，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民众，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大治，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逻辑，商鞅有一句简练的总结：“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仁义只会抵达“暴”，杀戮反而会归于“德”。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事前惩罚”制度第一次被付诸实施。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大意是：孝文帝与众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讦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逻辑里，还有一条叫做“国富而贫治”。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大意是：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有多余的想法，追求多余的东西（淫），然后国家就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民众富裕了没地方消耗，就该设计制度，促使他们拿出实打实的粮食来换取爵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农业耕作，精力全在农业耕作上，就不会有多余的想法，追求多余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这种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民众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上面这段话里的“虱”，前文已经说过，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六种基础文明。至于“淫”，《商君书·外内篇》中有一段解释：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淫”的本意是多余的东西。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辩智得到富贵、靠游宦进入体制、靠文学获取个人名声。也就是说，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靠人脉资源、靠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都对国家有害——尽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着“辩智”和“游宦”而得到秦国的重用。
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民众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民众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对此，《商君书》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要想战胜境外的强敌，必须先战胜境内的百姓。
“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没有人脉、没有温饱之外的追求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众甘于“朴”就弱，追求“淫”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越志）。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引导民众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民众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民众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民众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民众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多余的思想交流。没有多余的思想交流，民众就会一心务农。民众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大臣与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智农”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离开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会一心一意继续务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这一逻辑，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有些做法相当极端。比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民众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坐牢或者砍头；民众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民众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民众只需要遵守变法政策，不需要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从嘴里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派系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苟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告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武装保护自己（削弱贵族力量，恰恰是商鞅变法的核心诉求），并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但魏国无意为了商鞅与秦国开战）。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本人被公开车裂。
但他的强国之道，却留存了下来，被历代秦君尊为治国圭臬。
二、《韩非子》的牧民之术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强烈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与商鞅一样，韩非子也是反智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显学》）
大意是：民智这东西，跟婴儿的心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创，是为婴儿好，但被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这一点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众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重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都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这些政策，都是为民众好，但民众全都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这东西“不足用”，没有价值，没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众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被官府牵着鼻子走。
那怎么办呢？
韩非子说，常规的办法是“劝之以赏”——用利益来诱惑民众、“畏之以罚”——用刑罚来恐吓民众。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建议，应该对民众实施改造。具体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有五种人需要被清除。
这五种人是：学者（约相当于儒家）、言古者（约相当于纵横家）、带剑者（约相当于游侠）、商工之民（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和患御者（约相当于食客或者权力掮客）。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体制的运作逻辑，对秦制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若仅从“畏死远难”这些形容词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确实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畏死远难”这些字眼，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似乎是为了让执政者可以更便利地分辨出这六种人，韩非子在文章中，还留下了普通民众对这六种人的价值判断。他们依次是：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有能之士（大略相当于能出门远游谋生的人）、辩智之士（大略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磏勇之士（大约相当于能提剑杀人者）、任誉之士（相当于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非子的逻辑了：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程度的人力物力汲取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其三，有六种人必须奖赏表彰，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
若仅从“赴险殉诚” 这些形容词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确实都是极好的人。但要注意的是，“赴险殉诚”这些字眼，也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按韩非子的记载，普通民众对这六种人的价值判断，依次是这样子的：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之人）、愚戆之民（没有智识逆来顺受之人）、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謟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之人）。
这五种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会叫唤，是韩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秦国国民。
这种对民众的筛选与改造，与商鞅的理念高度相似。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不应该具有“思考”的意识。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反对者被杀，歌颂者也被流放，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正是不愿民众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民众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民众毕竟不是工蚁。正常情况下，正常智力的民众，绝不会主动愿意去做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与謟谗之民。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而不利。比如，三国时代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这种“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一种控制讯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这种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你自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思维逻辑。
按《史记》的说法，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篇与《五蠹》篇后，曾浩然长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后主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再往后，则如明人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三、秦民的生存困境
以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筑起来的秦制国家，其核心诉求，大体可以归纳为“汲取”与“控制”这四个字。秦帝国的内政，也完全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
试举两个例子。
（1）“以法治孝”的玄机
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将“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以法治孝”。
在秦国，“孝”是一种绝对义务。史载，秦始皇车裂了“假父”嫪毒，迁太后于咸阳宫后，曾遭到齐人茅焦的批评：“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始皇不得已，“乃自迎太后跪咸阳”。皇室内部的斗争，也常常会把“孝”拿出来作为武器。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令扶苏自杀，所用的名义，也正是“扶苏为人子不孝”。
针对“不孝罪”，秦律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大意是：“问：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告发儿子不孝，请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具体涵义尚存争议的法律复核/宽宥程序）的程序吗？答：不应该执行，应赶快将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而且，在处罚犯“不孝罪”之人时，还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士五 (伍) 咸阳才(在) 某里曰丙 ，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 ,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大意是：“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蜀郡边远县分，叫他终生不得离流放地点而定罪，按甲所告将丙流放，并依法命其家属同往。现将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
如此，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商鞅曾将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只有铲除这“六虱”，兵民才会乐于被国君所用，国家才会强盛。结果，秦国不但不铲除“孝悌”这种观念，还给它加上了“法律保障”。
这种冲突，是否意味着秦国的执政者，抛弃了商鞅“铲除六虱”的政治理念？其实并不是。相反，秦国大力推行“以法治孝”，正是践行商鞅以汲取和控制为核心的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
为了加强控制与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比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导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这种变化，产生了两种后果：（1）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时，严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对变故（比如灾荒、疾病）时，抵御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商鞅又推崇“民愚则易治也”，主张“国富而贫治”，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2）上行下孝，上位者鄙弃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等，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虱”，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对于这两大后果，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曾有过很具象的描述：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一门心思集中于耕战进取，不过两年时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秦人家庭富有，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家庭贫穷，儿子长大后就入赘他家。借给父亲一柄耕具，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里斥责。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一方面慈爱孩子贪图利益，一方面轻忽简慢自己的父母，这种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明确告诫汉文帝，秦有一大弊政，即“亡（无）养老之义”，汉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秦国的执政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现实是：（1）愿意/能够承担该项责任的正常家庭（聚族而居），已被变法拆散（变成小家庭）；（2）秦国政府只对汲取感兴趣，无意承担该项责任（即贾山所谓的“无养老之义”）。
那该怎么办呢？对秦国执政者而言，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养老责任”。
其实，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民众伦理素养方面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民众去“孝”所能解决。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这种政策，寄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秦法严苛，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被扭转，且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贾谊曾感慨过这一点，他说，汉朝建立后，“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今其甚者杀父兄”——那种不讲礼义、捐弃廉耻的秦代旧俗，延续到了汉代，且变本加厉，不但不愿赡养父兄，甚至还常常发生杀害父兄的事情。这些话，是贾谊说给汉文帝听的，他不至于当着汉文帝贬低他治下的社会道德水准。
虽然秦国“不孝”的风气并没有什么改观，但通过将“孝”写入法律，养老这项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负担，确实成功地被施加在了秦民身上，尽管他们正承受着繁重的汲取。秦国“以法治孝”的本质，其实是为其严苛的汲取与控制打补丁。
（2）“秦法繁于秋荼”的后果
类似旨在为汲取与控制服务的政策，还有秦律的繁杂细密。
秦国追求凡事“皆有法式”，制定了非常多的律条。用《盐铁论》中的话说，就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证实了秦律的繁杂细密。
按现代人的常识，只要具体条文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秦国的情况与现代不同，秦政推崇“民愚则易治”，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且秦制政权自上而下并无独立的监查制度，无法约束秦吏用法律公正地“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求独立的法律援助。所以，秦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就越是容易陷入一种动辄触法的困境。
当然，秦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吏的监督机制。《商君书》曾提供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民众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但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能产生效果。理由很简单——为了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势力，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从而让底层社会结构趋向原子化，以保证由秦吏组成的秦国基层政权，在统治底层民众时拥有组织优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一群秦吏去监督另一群秦吏，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治理”的命运——秦法越繁杂细密，秦吏从中做手谋利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这秦法，本就是秦国执政者单方面的立法。
这也正是秦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这种突发性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这种制度化伤害。
只有明白了这种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时，为何要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父老”，是秦政所不喜欢的民间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尽废繁杂细密的秦法，代之以极其简单的三条约法，正是为了回应民间因动辄触刑而积累的对秦法的深重怨恨。
当然，待到天下底定，刘邦是一定要抛弃“三章”的，取而代之的是萧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窥视卡
发表于 2020-4-13 16:10:1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