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前十，略谈秦制

先说结论：真的有一种制度两千年下来内核不变(形式变更不算)，不过不是秦制，是汉制
那么秦制两千年这个说法出处是啥呢？各位铁粉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诗：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所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大伙还是不能逃出ee的窠臼啊
那么回归主题，先说历史文本记载的问题。我们考虑到历史文本记载本身是有伪史的，比如过分丑化或者过分美化；其次，很多历史是后人写的，比如晋书是房玄龄写的，那就问题很大了。例如，房玄龄和司马懿相差三百来年快四百年，这哥们儿怎么写宣帝纪呢？你让21世纪的人去写个明史朱八八纪，也不知道咋写啊。所以这哥们儿必须参考前人的资料。但是，三国志里，陈寿要避讳，又没法给司马懿写，如果非要写，那魏书武帝纪和还是魏臣的司马宣王不就冲突了吗？司马宣王是按帝纪来写，还是臣传呢？所以三国志里二袁吕布公孙瓒卑弥呼的啥都有，连管辂和华佗这些都有，却唯独没有司马家族。于是，房玄龄一部分是参考晋朝留下的官史，也就是宫廷史官的刻下记载(对后世来说就是宝贵史料了)，但这部分不好保存啊，打仗得打没多少呢？京子还一轮轰炸把种子基因库都炸了，真以为蜘蛛几千年前就懂得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性吗？所以史书书稿里，很大程度上，另一部分就是和大伙吹比吹出来的野史。
因此所谓“正史”本来就是吹比出来的，原先哪儿有什么正史？司马迁这哥们儿还跟夏无且吹比、聊荆轲刺秦王呢。他要是不跟人吹比，哪里写得出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真以为写小说瞎编啊
综上，我们再去考察历史时，对于人物传记的可信度，就应该大大降低，而转头去考察史书中更关键的部分：年表、律例、百官、历法、礼乐。这些，才是真正的“制度”部分，而不是什么曹操横槊赋诗、嵇康临刑一曲广陵散啥的。
再者，我们需要考虑到宫廷史官在刻史的时候，本身就有极大的缺陷。虽然像官职、律例等不会骗人，但这些东西也是靠人来制定的。那么在记载制定制度的故事的时候，就还是靠人物传记来体现。我再举个例子：大伙给近年发生的事，尤其是制度性问题产生变更的事，写个传记，好写吗？显然要详略得当还要提纲挈领，还要尽可能中肯，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古代的史官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比如董仲舒有一个很著名的在社会制度上做改革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然而其实这个“罢黜百家”最早是由班固在汉书里提出的，司马迁作为跟董仲舒关系很好、甚至亲身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的“目击者”，在史记里根本没提过“罢黜百家”这个说法。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儒林列传，就会发现，司马迁只提到董仲舒的“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传也”。而在司马迁笔下，真正在行为上“罢黜百家”的是公孙弘：“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需要注意的是，公孙弘当三公的时候是公元前124年，窦太后嗝屁却是在公元前135年。这十一年间又发生了什么社会思想制度上的变化和争斗？我们不得而知，被司马迁一笔带过了。
这就又衍生出一个很著名的问题了：历史的参与者们，能不能准确的对当下时刻，在历史上的定位，做出准确的判断？例如我们说，曹操赤壁上的那场瘟疫，或者蒙哥可汗攻打襄阳时伤口感染引发的败血症；这自然也包括了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和道光的“茶叶大黄制胜论”。
因为后人不可能实际参与到过去的历史当中，只能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来依照因果关系，去倒退时间线，并进行节点式的叙述。而参与者的叙述则不可避免主观的成分。所以真正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某一次社会性改革对整块大陆的影响，就必须要同时参考几部不同的史书，尤其是后朝的史书。例如，要研究唐制，那就不得不研究宋制，看看两者之间的差异，再分析一下，宋朝几次改革为何要把唐制中的这些部分修改掉。这样的话，才是比较中肯的分析。
被查岗了，下班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