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泛流行过一本叫做《增广贤文》的儿童蒙学读物，内中收录了大量非常油腻的人生格言。
比如：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红粉佳人休使老，风流浪子莫教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无钱莫入众，遭难莫寻亲。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财可养生须注意，事不关己不劳心。
不光油腻，许多“人生格言”还特别地丧：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年青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人贫不语，水平不流。
依次翻译成大白话，便是：穷人活该没女朋友；世上本就没好人；觉得世道不公平要多朝自己找原因；过了三十五岁人生就结束了；年轻人你们以后也会倒霉的；人穷便须记得少说话。
当然了，书中也有一些充满了正面气息的格言。比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类，但总体而言，油腻与丧，才是这本书的基本底色。
《增广贤文》的书名在明代已见于记载，今人读到的版本经过了清代人的增删，具体的成书年份与编纂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但它不是突然出现的。据胡同庆的研究，《增广贤文》里的人生格言，与流行于唐宋时代的蒙学读物《太公家教》有颇多重合之处。这显示《增广贤文》的清代编纂者参考过《太公家教》。
这位编纂者对《太公家教》显然是不满意的。比如：
(1)《太公家教》教导幼童“见人斗打，必须谏之。见人不是，必须语之”。《增广贤文》弃之不用，转而教导儿童“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
(2)《太公家教》教导儿童“他财莫取”。《增广贤文》也弃之不用，转而强调“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3）《太公家教》教导儿童“结交朋友，须择良贤。不如己者，必须教之”，希望儿童在交友时互相帮助共同提升。《增广贤文》的意见却完全相反，强调“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告诫儿童只可与比自己厉害的人交往。
（4）《太公家教》告诫幼童“色能致害，必须远之”。《增广贤文》却说“人不风流只为贫”。
《太公家教》里的那些堂堂正正的大道理，大多来自传统的经典教育，旨在教人去追求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增广贤文》里的那些油腻与丧，却旨在教人认清现实世界的真实模样并懂得妥协。
但践行经典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汉中后期是一个经典教育影响力扩张的时代，当汉宣帝欲为汉武帝唱颂歌时，有名儒夏侯胜站出来，指责汉武帝执政期间，虽对外有战功，但对内耗尽民力，蝗虫千里人相食，百姓死亡过半，没有资格立庙祭祀。当汉宣帝以严刑峻法治国时，也有名儒盖宽饶站出来公开对朝堂发出警告，说当下“圣道陵迟”，违逆天命之人恐怕不能长期强占帝位。但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夏侯胜一度入狱，盖宽饶则拔佩刀自刎而死。“时代的土壤”不足以让经典教育在汉帝国真正扎下根来，结果便是汉宣帝常有而夏侯胜与盖宽饶们不常有。
这也是为什么唐宋之际尚能流行《太公家教》，到了清代却只能流行油腻且丧的《增广贤文》——由唐宋入明清，“时代的土壤”发生了剧变。郑振铎梳理分析中国历代的儿童读物后发现：
“
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毒辣可怕的。”
（《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年）
蒙学读物里没有历史品类，是因为不敢有历史品类。康雍乾时代文网严密，言说者人人自危，文化人普遍主动自我审查——作者自我删窜内容、出版者与刻工不敢在书籍上留下名姓、图书常被挖去内文、刻版印刷后又主动收回销毁……如此种种相当普遍。王汎森将这种“自觉阉割”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对于清人所处的“时代土壤”，王汎森有这样一段总结：
“文字狱是一顶人人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满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戴。乾隆虽然一再说诬告者要反坐，但实际上反坐的例子几乎没有，只要一告，常常见到的处罚是：发配伊犁效力、斩监候或斩立决，有的甚至要凌迟，而且相关人等常因连坐而家破人亡。这个忌讳文化是无边无际的，小至百姓大至官员都可以玩弄这个武器。”
“在乾隆朝，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下层的识字人。在社会各地游走的识字人，算命的术士或走方的医生，受祸的频率较高，他们经常游走各地，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容易在语言文词中惹下麻烦，尤其术士常常预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预言过当，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忌讳。有意思的是，他们被查出问题的时刻,往往是离开家乡，在经往某处的途中被拦寻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时被查出，可见人们对本地社会以外的游离人物有较高的警戒和敌意。此外，替人家写状子的人，地方上的监生、生员，或是被黜革的生员，或是进学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见的受害者。另外，还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疯子。”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4-375页）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增广贤文》里，为何要一再教导儿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了。在《增广贤文》的编纂者眼中，《太公家教》里的堂堂正正是好东西，但也是容易带来危险的东西。所有的道德滑坡都是政治滑坡的结果。“时代土壤”的变化给清代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窒息感。这种窒息感，会很自然地催生出明哲保身（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与功利优先（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的认知，也会很自然地催生出得过且过的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换句话说，《增广贤文》里的油腻，是清代社会之油腻的折射；《增广贤文》里的丧，也是清代社会之丧的具化。从《太公家教》到《增广贤文》，真正发生坠落的，并不是普通民众的所谓“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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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 14: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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