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囚徒困境(1)从2014年广电总局发文禁了余英时、张千帆的书开始,我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觉得这盛世繁华下隐忧重重。焚书坑儒这个头一开,就有可能出大问题了。2012年Xi任期刚开始时,强调了一阵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在校友群里讨论,有一位说,这恐怕要依的是商鞅之法,发出了两张照片显示一尊的种种做派都在模仿毛。此前,我已看了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因此他这句话一说我就明白了,如果要和毛学,走毛的道路,那么很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并且可能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而且恐怕是以不计代价的形式出现。不计代价的意思是,政治挂帅,领导至上,不重民生,不惜人命。
我不是说那种社会运动一定会出现,我是怕它换个马甲卷土重来再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没有必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可是万一这个情况可能出现的概率不是0怎么办?有没有一种被人们忽略了的因素会导致历史向毛式社会运动的方向发展,向极左发展,最终危及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如何发现这种因素并制止它?如果没有办法制止,如何规避这种风险?
我们该怎么办?一直装岁月静好?
这些年来这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止不住地一次次想要去分析它、认识它;止不住想要去了解在中国被阉割的新闻和舆论环境下真实在发生的当代史,止不住要去思考……如今我似乎终于有些眉目了。于是想把我这些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整理出来。
1. 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某些人的问题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历史当口,中国政治环境向左转是一种必然。无论上台的是Bo还是Xi,是任何其他人,执政党体制的惯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都会选择向左转。
这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下,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兴起的自由世界民主思潮的历史知识和政治学成果,已经意识到,如果任由中国社会已经萌发的公民意识继续发展、允许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社会转型的思潮落地生根,中国可能就要向右转了;向右转到一定程度,发展出各种形式的公民组织和领袖,就将对执政党产生制衡甚至威胁,中国可能就要像民主方向过渡了。 在执政党看来,这就是在给他掘墓。因此这些思潮的形成,公民社会的萌芽,民间发展出的各种自组织,都要把它抑制在摇篮中,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解散。Bo与Xi的教育经历有很大差别,但Bo在重庆也向左转,唱红打黑,收编民营企业家资产,记得Bo下台时在曾在上海与朋友讨论,如果Bo上去了恐怕就要搞WG 2.0;没想到的是,二人竟殊途同归。Bo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他的很多治理思路却似乎被Xi所采纳和延续,包括网络和电子监控系统的这一创举。
Bo与Xi都是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春是在毛的精神和治理方针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度过的。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导言中说:
“ 毛泽东思想是在半个世纪中,支配了占地球1/3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基本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毛泽东是完全自觉地用他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且按照他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它不仅是种思想存在,更是物质、组织的存在。
……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地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
……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
Bo和Xi这一代是毛时代的亲历者,毛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思想钢印”级别的。 毛作为他们青年时代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那种近乎封神的偶像地位,也是他们这一代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者的role model。对于我们来说,毛存在于影视作品和书本里,但对于他们来说,毛存在于他们的血肉里,是他们精神DNA的内核。
于是历史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押了一个韵:当年红卫兵的一代到年龄当国家领导人时,邓支持的改革开放发展也到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十字路口;于是这一代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在毛泽东思想中寻求这个新时代的解决方案,果断地向左转了。
改革开放时代的内生性矛盾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匹配的。一是治国思想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二是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对公民权利的要求冲击现行的体制;三是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领域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开始冲击政治体制。所以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来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曾经的某种平衡难以为继了。
第一重矛盾,治国思想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我相信对于能看到这里的读者来说我不用多讲了。就举一个例子,宪法序言中讲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而事实上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执政党代表的已经是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政党的性质早已发生改变。如果这个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工人阶级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推选代表该党的候选人竞争地方及国家领导的位置呢?宪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却是没有的。越改革开放,与自由世界的合作和文化交流越多,人们就越对“自由”这个概念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从哲学、法理、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受到自由的侵染和熏陶,并且意识到自由的重要和神圣。而且,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也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会开始关注和思考的事情。本次李文亮国丧当日凌晨,微博上出现了“#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不久就被删除清空。“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也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不是中国文化内生的。我们的传统逻辑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了问题是因为有贪官;只要处理了贪官和奸臣,问题就解决了;不能从制度和领袖身上找原因。
所以这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法;它们的实质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只进行某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而完全避免文化上的改革开放和与自由世界在非物质层面、非经济领域的交流。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由世界奉为圭臬的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基本价值观在现实生活和现代社会运行当中的重大意义,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想要推动变革的思潮和力量。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在自由世界的政治基础和价值观体系上自然发展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它是顺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借来的;这“为用”的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为体”的毛泽东思想产生排异反应。
这第三重矛盾,对于在金融业工作的人士来讲也不需要我多说了,“结构性改革”是多年来一直被提及却从未被真正推动的一个主题。境外投资人从期待到失望到遗忘,几乎不再被提起。 本篇暂时不想说经济的问题,因为用简短的几句话也说不清楚。由于行政和司法体制的原因,我们的资本和资源分配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改革政策的红利依然会流入不创造价值的企业或私人团体之手。更多的经济问题恐怕会在未来的十年出现。
这三重矛盾,恰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积累起来的;我相信国家的最高领导们早就看到了这些矛盾,而且会比我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得多。
2013年反腐运动广泛开展之前,王岐山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推荐给各省部级官员阅读,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的编者序里,还提到了这件事。当时我感到震惊,原来我在思考的问题,王岐山早都思考过了。我在思考的是,推动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改革,在其他国家都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契机下发生的?而我相信执政党的角度是,如果我们顺应改革,给人民更多自由,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路易十六是比路易十四和十五更开明的君主,他已经给了当时的法国人民更多的自由,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但他还是在大革命中被人们送上了断头台。因此看完本书后,我对中国的政局走向开始担忧,如果执政党认为,给人民更多自由的结局是可能掀起暴力革命而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那么任何理性人处在那个位置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扼杀这种可能导致变革的力量。后来我看到了陈破空在2013年对此事的评论,我的解读与他一致,也比较赞同他的分析。
这就有点像《三体》所讲的猜疑链,执政党认为公民社会会毁灭自己,所以要先下手毁灭还没有形成的公民社会。举一个例子,立人乡村图书馆,维基百科上有对它的介绍。当年其中一个地方政府竟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宗教问题为理由而驱逐当地的立人图书馆。我曾和其他NGO去过中国最贫困的乡村,那里的人们缺乏的是信息和知识,不是捐钱盖学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有钱也买不到启蒙民智的书籍和足够的教育资源。立人图书馆正是给大山里的孩子们送去启蒙书籍,却被政府逼退了;创始人陈堃和女友凌丽莎当时被抓,因为凌丽莎在北京的一家复印店印了500份关于当年香港占中的资料。
立人图书馆在结束运营时发出的公开信中说,
“当局对立人的打压是违背国法天理良心的,是对转型社会的巨大伤害”,
“我们早已声明,这些年的行动也足以证明,我们感兴趣的是教育,是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前途。中国必将转型为一个更合人心人性、更合天理天道的社会,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将会有权力的消涨变迁,立人图书馆无意关注近期的权力变化,只是希望为未来的社会建设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清明理性、自由人格的“健康正常的现代公民”,你们对立人的逼迫对于消解政权所面临的压力毫无作用,但却对社会的转型和重建构成实实在在的伤害。你们在今日的犯罪,在未来必将受到公义的审判。”
可见,立人图书馆这样的公民组织,他们当年并不知道自己是要被灭的对象。这个执政党和公民组织猜疑链与三体不同的是,执政党一方已决意要毁灭另一方,而另一方起初不知道对方已经起了杀心,也不理解对方的思路,所以也没有这种“猜疑”,甚至仍然期待和积极地寻求与体制内组织合作来推动社会转型的目标——所以去复印店印香港占中材料的时候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捕。
像立人图书馆这样民间NGO的出现,也是上述讨论的第二重矛盾存在的明证。除了立人图书馆以外,还有前赴后继的社会调查记者,维权律师,拍摄《百年宪政》这样纪录片的独立媒体人士沈勇平等等。他们的声音、事迹甚至名字在墙内都不存在了,但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的血与泪铸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丰碑。
所以当局的向左转,乃是面对民间向“右”转这种内生性变革力量的必然选择。这既源于权力的贪婪,也源于对人民的恐惧。 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不受约束、限制、监督的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这是当下中国统治者的生命线,他们绝不会放弃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具体来说,有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首先是绝不会给老百姓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可以有所松动,但绝不会开禁。尤其是结社,LFY必须是‘唯一者’。1949年LGD之所以垮得那么快(其实今天LFY的腐败绝不在当年LGD之下),就是因为有LFY这样的反对派组织存在,人们不满LGD,就会选择LFY。而现在人们对现实有多不满,都没有寄托对象,只能寄望LFY的改革。其次,党控制军队,党指挥枪,军队绝不实行国家化,这也是毛泽东定下的铁的原则。第三,党的授权制,权力必须由党授权,不可实行选举由老百姓来授予权力。这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在不动摇这三条毛泽东文化的核心原则前提下,会有很大的弹性……”
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这个时候执政党开始向左转,开始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无论什么人上台,他们都会做出同一种选择。而那些想要推动社会转型却只能单打独斗,无法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相结合的勇士们,他们面对执政党时是如此脆弱,轻则身陷囹圄,重则粉身碎骨。而那些期望执政党可以网开一面,回应公民呼声,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人们也可以不要再有幻想。谁致力于推动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实现,谁就是执政党眼中的敌对势力,是危机政权根本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猜疑链”两端人士的困局,这个链一旦形成,只要有一端开始觉得对方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两端就必然要斗个你死我活,似乎没有中间握手言和,和平解决的余地。链的彼端是伟光正的党,链的此端是一盘散沙的少数已经觉醒的公民,这是今日中国人的第一重困局。
(未完待续,计划写出来的内容如下)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4.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历史的突破点?
5.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6. 我们能做些什么?
参考:
纽约时报当年关于立人图书馆的报道
立人图书馆的公开信
陈破空: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内地封杀余英时、张千帆等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2) 【重写版】
前言:本文第一部分发出后,没想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于是前几天就写了第二部分。写得有点着急,自己不太满意,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错误。于是决定重写。也是因为要写这部分的原因,把钱理群老师的书竟然几天就读完了上册,接下来会接着读下册。才疏学浅,写文章不查书竟然写不下去,但这对我个人也是很好的体验。不然这些厚重的书,如果不带着问题去读,总是难于读下去的。原来的那篇暂时不删了,因为那些已经写出来的部分我还有用,可能会穿插在其他部分里面,等本文全部写完了再处理。
回顾:第一部分写了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这个观点;并初步谈了一切有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人都会被中国LFY视为掘墓人,以及双方猜疑链导致的第一重困境。这部分想讲我对集权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的问题。 本文想讲的六个问题如下:
1. 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某些人的问题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4.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历史的突破点?
5.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6. 我们能做些什么?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我记得高中历史和政治课本都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当时只觉得恐怕是作者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为社么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就拿这种不知所云的话来糊弄人。历史又不是一个人,它怎么就选择了?
如今,这种话语还会偶尔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说中国现行的制度、中国LFY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或者有的时候说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云云。
近几年,看着国内网民和我周围朋友们对于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时代层出不穷的热点时的各种表现,我有一天忽然觉得,这话竟可能是真的。
就我自己的理解,这种论断有几重真实的含义,但也有它故意混淆概念的狡猾。
第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符合我族“天下为公”的儒家传承的精神内核。国人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当中徘徊、轮回了几世几劫,经由儒家“家国天下”的理论体系的千年教化或者说驯化、奴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性格和存在于集体潜意识里的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礼记》这句话,今日读起来仍让我觉得颇为自豪。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是愿意为集体、为“天下”做出一点个人的牺牲,这种精神难道不是很可敬可贵的?比如这次武汉疫情中的很多人。比如开卡车千里送菜的人,留在武汉的志愿者,第一批吹ǒ哨人,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我看了陈秋实发的一个视频,他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LFY?说完这句,他哭了。我看着他的表情,觉得他心里这一刻想到的不是遭受酷刑和将要面对的死亡有多可怕,而是想到他在武汉看到的那些受苦的人们、那些无名无姓连数字都不是的尸体。一度网上质疑为什么陈秋实能在武汉活动不被抓,终于他消失了,看热闹的人也散了。而李泽华在他被抓之前的最后一个视频里对着他直播的观众也是门外的公安说,
“ 如果你们记性足够好的话你们一定记得,初中有一篇课文,是鲁迅写的,叫《中国失去自信力了么》,他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意装聋作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我希望更多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个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没有任何作用,现在那些每天刷快手、抖音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认为今天的生活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这就是他失联之前留给我们的话了。
鲁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样好的人们,你和他们说让我们建立起一个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恐怕没有人会觉得那有什么神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那种号召力能够根植于中国,有我们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基因。
第二是,百年前LFY初创之际,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而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是了解农民、依靠农民、在农民和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中都有极高威望和号召力的。如果仔细观察建国前几十年的历史,我最惊讶的是,在毛发动反右之前,连傅雷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被毛折服。1957年,听完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演讲,傅雷在家书中,他这样告诉儿子:
“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泽东)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毛泽东竟然能用一场演讲就让傅雷觉得他们俩没有分别!
可以想见,当时就算全国来一次全民公投,胜出者也很可能是毛泽东。
第三是,毛泽东运用人民给他的权力,通过他对人心超凡的洞察力和敏感度,把全国人民罗织在一张大网中,使中国的每一个阶层都成为囚徒,一会动员这个阶层斗那个阶层,一会动员那个阶层斗这个阶层,人人都有大难临头之危。——这是请君入瓮,这不是人民的选择。当大家发现实情时,已经没有选择了。
毛后来通过“引蛇出洞”发动的反右,毁掉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时工人、农民党内官僚是支持的,没有人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说话。这之后,他确立了“五七体制“和单位体制。也就是各个省部、各个单位由第一书记大权独揽,将人按照政治上的左中右排队,建立档案制度,再把个人的工作、福利、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全部和工作挂钩起来,形成一张天罗地网,使人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全被“单位”管理起来。这张严密的大网是他动员社会的基础,也是人性异化和奴化的基础。把敢说真话的人都折磨迫害,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和扩大为政治对立和阶级斗争,最终在文革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内战。反右之后,在后来的“大跃进”当中就出现了广泛的瞒报,夸大产量,毛基于夸大的产量坚持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到了60-62年就出现了大饥荒。等到农民们快被饿死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明白自己今天的遭遇和当年的反右有什么关系,将死的关头,农民选择写信给领导反映情况。据钱理群老师在《另一中历史书写: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第八讲提到农民的上书,一封说:
“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感念LFY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这封信写于1960年6月。
当时的农民和倾听农民声音的各级官僚,都支持农民提出的“包产到户”。但毛不同意,毛认为自己代表农民的长远利益,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民提出的、获得了刘少奇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只是符合农民的眼前利益。……毛认为一旦开了私有产权的头,就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旧社会出现过的放高利贷、找小老婆的弊病就会卷土重来。他指出:
“如果基本商单干或者全部单干,那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不允许的。
最终“包产到户”这一建议在当时由于毛的否定而未被推行,毛批判“包产到户”之后,刘少奇从支持迅速转变为“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各省第一书记也支持毛,军队由于没有收到饥荒影响并不认为包产到户有必要,而且这时林彪也站出来支持毛。
但钱理群老师指出,这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益问题。反右之后“五七体制”的确立,使得各地都产生了一批大权独揽的利益集团,农民虽然粮食不够吃,但是掌权的领导们都有特权,掌握物资的统一征收和分配的权力。这批人自然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就这样,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出现了各种人相食的惨剧。
“五七体制”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党的第一书记掌握绝对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严密的掌控,为社会各阶层编织天罗地网并请君入瓮,这是毛的独创。因为这种绝对权力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付出过惨绝人寰的代价,今天,不仅是中国人要付出代价,连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劫难逃。按照世界77亿人来计算,如果有10%的人感染新冠,死亡率平均1%,那么将有770万人因此死去,这还不包括这个疾病可能引起的次生问题导致的死亡——我这还是以很保守的方法计算的,大家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去算自己的数。(人命不可以论斤称,我们不能说77亿里死掉770万人不是大事。国内总有些朋友拿出美国流感每年要带走一千多万人来比较,又有人拿出车祸的概率和这个病的致死率比较,我暂时无法反驳他们。因为这个病的前因后果还没有水落石出,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日,我不相信还有人能那数字这么去比较。)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论述过为什么国家必须一党专政?我没有读过马列主义任何著作,但我估计是没有的。不然为什么党总要强调他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这就说明连党也不得不承认,领导者的地位必须由人民赋予,否则连自己都编不下去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
我想这在理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说经济体中保留国有企业的成分,这和民主本身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吧。(如有,请指正)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走向了专制和集权?为什么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天下为公“的理想出发,造就一个真正的以民为本的社会,反而是像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更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以为经济学中的两个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情况,一个是理性人的假设,一个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会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最大的利益。经过这么多年对周围人的观察,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成立的,这个对人性的洞见是非常深刻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不惜歪曲事实指鹿为马,不惜做尽坏事,将自己从上级那里奴颜卑膝攒下来的怨气向下级发泄,造成一张专制的大网,这些行为规律的根源都在于这些人是经济学里讲的理性人。因为他人所付出的代价与不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对理性人来说,让别人付出代价而自己得到收益是最理想的结果,那意味着自己的付出为零。
理性人的基因和心理模式导致了人是可以在专制体制中被异化的。也是因为如此,一旦专制制度把人置于不害人则自己受损的选择中,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害人,一旦自己已经去害过人了,就难于去否认这个体制或者自己的行为,更难于去反抗体制;因为那就等于否定自己,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的罪,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当人的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时候,会产生心理失调,人一般会采取三种办法来缓解这种心理失调:改变行为,改变态度,或者认为这种冲突不重要。那些被体制强迫去害人的人,由于长期经受心理失调,又不能认为这种失调不重要,他们如果不害人,就要为体制所迫害,对于他们来讲最小的代价就是改变自己的态度,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是和体制合作。领导吃肉,他们跟着喝汤,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钱理群老师在书中提到,他研究当年一位右派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冯被派到章伯钧家里卧底),“发现他开始时是被迫的,到后来是相当自觉、理性地在做这件事。”
回顾这套整人的办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去人化,例如说他们是“牛鬼蛇神”;第二步,将人分子化,孤立起来,羞辱折磨;这第一步也是为了第二步铺垫理论基础,因为你都不是人了,那怎么样对待你不行呢?第三步,在你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成为体制的鹰犬去害那些还没有屈服的和你一样的人,就跟给你好处。大部分人都会从精神上屈服。这种奴性的塑造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积累的斗争经验,估计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方法。
不过利用完了你之后,照样可以再回过头来迫害你;并不是你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手足兄弟姐妹,就能让你坐稳了奴隶的。
例如丁玲,在延安时期,毛对乱提意见的青年文人不满,但是鉴于丁玲当时在国内的声誉,决定不动她,而是对王实味下手。丁玲闻到风向转了,主动站出来批判她的小伙伴王实味。在后来的反右当中,她还和沈从文分享经验:凡是对党好的,都可以去做。结果呢?反右、文革、一个也没有逃过,70年被关入秦城监狱。
然而今天这一套手段,恐怕也是管用的。因为人是理性的,也是短视的。你和他说今天的冷漠、麻木、告密将导致将来长远的苦难,甚至祸及子孙,他可能都是不信的。我已经当了狗了,为什么还要整我呢?—— 因为你是不稳定因素,你今天当了狗,不保你将来环境变了不做回人,不保你危急关头不倒戈。如果不了解历史,那就不会了解今天,我们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中国LFY也没有能力更也没有觉悟走出毛泽东划定的方针和套路。王健、肖建华等等白手套们,都难免被体系绞杀的厄运。绝对的权力不仅要求绝对的服从,而且也有深刻的恐惧,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自己不安全,连毛泽东当年都是这样,为了守住自己的绝对权力,绝不承认自己连路线都带错了,不惜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惜发动文革,难道还在乎整不整几条狗这种问题。
人们都落入这张天罗地网,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理性人,而且是短视的理性、眼前的理性。当大多数人都是理性人时,少数不愿意吃人血馒头,甚至关键时刻要为大家站出来说句话、做点事的人将会挫骨扬灰,死后变成别人的人血馒头。但如果大多数人不是理性人,或者说是对他人的苦难有共情,看见别人落难就要说话、要做事的人——再或者有什么因素让大部分理性人一起说句话、做点事的,那么体制这张网就破了。
另一个使社会主义国家难逃极权魔咒的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Principal – Agent Dilemma在经济学领域通常讲的是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股东指派管理层管理公司来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是管理层是理性人,所以他们的决策会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在公司治理层面,股东可以决定管理层的奖金,定期可以投票换人,所以这个反馈机制保证了这种利益冲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样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如果说建国初期人民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的LFY来执政,同意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计民生都托付给了LFY,这是当时人民历史的选择。但是执政了70多年,每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就选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甚至是用人民的生命去换领导的面子,这就是Principal – Agent Dilemma在政治领域血淋淋的呈现。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域也有Principal - Agent Dilemma, 但定期的选举、言论自由、和三权分立也使这种利益冲突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民主国家可能没有辉煌的大工程,但也没有大饥荒。(如有,请指正)
所以在理性人和Principal-Agent Delimma的双重魔咒下,国家的财产和权力变成党产党权,党产和党权又变成几个家族和相关利益阶层的私产私权,几个家族的私产私权在同样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之中不停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变成一场演了三千年世世代代轮回的吃人大戏。而大部分沉默的人们,只要还能“坐稳了奴隶“,就只在旁边看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早晚有一天,也难免引颈就戮变成老北京烤鸭。
汶川大地震,80%捐助的物资都交给了财政。和这次疫情中的情况一样,先垄断接收物资的权力,再把分配物资的权力交给当地的第一书记,捐钱捐物的人并没有权力过问甚至影响物资的用途。一位网友发在推特上的日记中提到,本次物资中只有约20%给了医护和其他一线抗疫人员;80%由政府调用。甚至北京最近还从武汉调了应急物资,这些物资是给谁用的?海内外网友捐给医生护士的N95都给谁用了?
这就是说,在红十字会所垄断的救灾捐赠领域,Principal – Agent的利益冲突已经达到了80%。
这样大的利益,这样多的特权阶层,体制自有他的惯性,人性就是有“理性人”的一面。并不是哪个位置上换掉一两个人就能改变的。任何体制内的,敢于去动这个利益的改革家、开明人士都会觉得寸步难行,轻则罢官免职,重则粉身碎骨。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有一场审判,将中国LFY的各级领导人在历史的关键肯綮所作所为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论断,对于那些还未过世的,让他们承担应当承担的罪责。但无论如何,体制本身的问题不应该让任何个人全部来承担,否则那就相当于肯定这个体制。
如今,虽然“五七体制”和“单位体制”的网已经缩小了很多,只能钳制住体制内的人,但我们仍然生活在新时代的天罗地网里。今天甚至连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都甘愿自投罗网,有多少华尔街的人、美国学界的人、欧洲政商两界的人、台湾和香港的商人,已经一步步进入了这张大网。据说现在的手段是“蓝金黄”,这也真是深刻地反应了人性。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序言里所描述和批评的那样:
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在飞机上,那是2013年,我还记得当时机舱里昏黄的光线和那种密闭空间的气味——这篇文字在那一瞬间像是一道强光劈开了在我潜意识深处的某种混沌无明的困惑。这个生活在两百年前的法国人,居然像先知一样能够预言今天中国社会的演化。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并不像他说的没有一切“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联系,但可以说这种联系都是相对松散的,不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和一百多年前风起云涌的各种党派社团相比。我看见高校在堕落,文学在堕落,社会在堕落,人们浸淫在这种难以名状而又无孔不入的,对于财富的追逐和焦虑中。这世上不是没有坚守道义和理念的人,但他们往往过得不好,也寂寂无名,最终那些为众人报薪者都在无人守望处“冻毙于风雪”了[1]。 只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可能是专制制度有意引导和驯化的结果。当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时,我只是混沌模糊地以为如今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甚至可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甚至于一度我陷入苦闷,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整天想一些和生活无关的问题,不能被人所理解。但以此观之,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一套处心积虑的组合拳,在刻意引导国民性格的塑造和国民思想的方向,不停地放任国民去发展那些他喜闻乐见的思想、行为和言论(甚至可能参与煽动和传播),而在他看来那些具有危险思想的言论甚至行为,必须要遏止,甚至扼杀。
托克维尔又继续说: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 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有一些党内元勋,对于自由的呼声都未曾停过。只不过他们很少能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相结合,很少能够成功地让人数最多的阶层得到启蒙,产生社会的合力。从毛泽东到习主席,他们都惧怕自由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惧怕这种渴求随着咨询的广泛传播和时代的演进呈星火燎原之势,使他们不再能够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
所以现在LFY连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主动到工人们中去帮助工人们解决问题的青年学生都容不下了,这是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你可以Google “岳昕”。
今天的极权体制仍然能控制中国,是因为人们恐惧,人们没有选择;也是人们自己已经四分五裂互相斗得热火朝天;香港人骂大陆人是蝗虫,大陆人骂香港人是废青,自己已经要把自己的兄弟置于死地,而无法自发团结起来共同想办法对抗强权。那些想傍着强权获得利益的人们,也不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是代价,最后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绝对的权力不仅带来绝对的腐败,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而且是反复发生的。如果搜索中国历史上“人相食”的事件,你会发现历朝历代都有。历史上公认的好皇帝执政的时期也有。所有忘记历史的人们,都在历史中走不出这个轮回。
参考:
- 《另一种历史书写: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钱理群;
-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3)
小序
今年我读了几本奇书。一是《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是《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我自知学问浅陋,对于自己定下的这些小标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无法做出有足够深度的讨论。因此我在本篇中所提出的问题,希望我的每一个读者都能自己去思考。我也想请读者注意,我的所有文字,都带着一个预设的立场,这个立场便是对中国现行专制体制的批判和对这个世界上从未实现过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向往。我的这种立场,是从195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的思想家、学生、甚至党的中层干部们都思考过的。正如当年党内人士王飞和李慎之曾经指出过的: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而苏联制度的根本问题是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以至有绝对的权威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又如顾准在他1959年的日记中所提出的: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社会主义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也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社会主义是否有调节、纠错的能力呢?“ ……他的理想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在互相对立、竞争的过程中,都想对方有所吸收,实现东西交融,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的第三条道路。“
那些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非常优秀,并不需要有根本性变革的朋友,就不必再来看我的文章。正如油管名博Stone记说过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你怎么想是你关乎你自己命运的事情,和别人没有关系;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怎么样只和你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如果是为了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逻辑,告诉对方一些对方不知道的事实和洞见,那还有一些讨论和交流的余地;如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进行攻击,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另外,从今天开始,凡是在我的文章下面骂人和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朋友我都会封锁他,不管他的观点是支持我的还是不支持我的。
以下是本段正文: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有它自身特别的故事和情节。沿着千年的脉络,似乎这个故事总是在明君昏君、忠臣奸臣之间纠结往复。曾经试图在千年的维度上顺着一条线索梳理中国历史的人,我读过的有三位:钱穆、黄仁宇、郭建龙。钱老认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钦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然而这是为什么, 钱老却似乎没有深谈。黄仁宇和郭建龙两位,都从财政的角度梳理过;财政这个角度至关重要,政府要履行职能首先就要有钱粮,有必要从财政的角度谈一谈。
那么唐代的财政制度好,怎么就坚持不下去了呢?钱老自己指出,“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况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是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读到此处时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难道我们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分析一个个具体的官僚在历代制度当中的升迁奖惩规律,和这些规律对各级官吏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么?试想一个个具体官吏,那些勤勉于这些帐籍信息准确与否的能否得到重用?如果体制逐步淘汰的就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知道帐籍制度的崩坏乃是必然。这制度再好,靠精神力量也是维持不住的。钱老自己也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那么对于施行各项制度的官僚的心理和行为,是否有成体系的研究呢?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僚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不用说,就知道这是难以进行的。幸而,我发现了当年翻译《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所以也会从官僚阶层本身的行为逻辑来谈一谈。
治乱大周期的根源是官僚阶层利益膨胀导致的财政崩溃
读完《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看到了郭建龙对于现世的隐喻。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走了三个大循环,过程大致如下: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à统治集团创业初期的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私有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后的武力扩张和官僚集团利益膨胀--》官僚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利益而不断侵蚀私有经济体系--》官僚集团继续扩张,将私有经济逐步收回,国营经济比例上升--》官僚集团继续扩张,经济活力降低,财政收入来源枯竭,民不聊生--》财政崩溃,民变或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一个王朝结束,利益重新分配,从头或者从中间某处(如果大致继承前朝体制的话,例如隋唐)再开始。
对于这其中历朝历代的具体情节,我就不多废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写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千年前汉昭帝时代的国企争论,和一千年前宋神宗朝堂上再次关于政府经营经济的辩论。看完这两次大辩论后,我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如果历史真的有周期,那比对着前面两个一千年,似乎可以大致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周期的什么位置了。
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国进民退的大潮当中? 请看来自体制内刊物、美国和香港的报道。
有意思的是,郭建龙指出了集权帝国的两条规律:一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二是,在帝国中后期,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使中央让利或者放开,这部分利益将被中间层截留,从而使政策打折扣。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当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需要赈灾或者打仗,那么负责财政的大臣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敛财。如果想选择让利搞活民间经济,不仅收效慢,而且可能不仅搞不活,还白白便宜了一些地方豪强和官僚小利益集团,人民没富起来,中央也被削弱了。国有企业越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越能管理下层的反抗。财政收入越下滑,国有企业作用越明显,政府越有动力将私营企业收入囊中。
车开到这里,不管是哪个司机来开,基本只有一条路了。不集权则政令不通,集权则地方政府将负担继续转嫁给民间和社会,然而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说,只要不发生民变,不起暴动,那么转嫁给民间和社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惜一切代价”,反正这代价都是不配姓赵的人出。
宋神宗朝的那次争论,结局是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让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汉朝那次的争辩却很不同。汉昭帝驾前争辩的双方,是管财政的桑弘羊和来自民间的“贤良”,唇枪舌战一番也就让民间的贤良们回家了,并不因为他们发表的言论而制裁他们。而神宗驾前双方是两位大员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一顿庭争之后就分为了两党,因为双方意见的不同逐步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苏轼因为观点中立,一度陷入了无论谁上台都遭打击的境地。几番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太多官员因为表达真实观点而祸及全家,等到宋徽宗朝,即便他有心锐意改革,官场也提供不了当年那样的国士了;唯有懂得投上所好的弄权之徒能生存下来,加上本身就积重难返的问题,北宋以非常屈辱的方式灭亡了。
这个社会只要一开了因言获罪的头,接下来决策者就越来越只能听到他想听的声音,各级官吏都要揣测上意来发声;由于决策层不能够接触到完整的综合信息,中间层也有了更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取利益、打击异己的机会。这样,文字狱越兴盛,波及面越广,越容易加重问题。
2016年,The Economist 已经对世界发出了警告,世界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受损,将带来严重后果。
1948年,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当中,总结了他对当年国民政府官僚体制的观察,他指出,这一“新官僚体制”前所未有地与金融体系相结合,官员与商人、官员与金融资本家结合为一个集团:
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 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 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 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 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在这本书的结尾,他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祖国的深情和热爱,写下如下的论断:
对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 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
因为他认为“民主、自由、平等“等启蒙的思想已经在人民群众的脑海里了:
此后,在多少次革新运动以及其他 有关战乱的过程中,他们被启蒙了,被开化了,他们已愈来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隶或“役于人者”,他们开始想到他们的统治者并不是先天地异于他们的“超人”。这“危险思想”一旦 在他们简单的头脑中开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现实的证验使他们得出一种与专制官僚统治 正相抵触的结论: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 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所以,从官僚、从封建势力者手中夺回他们的政治权力,正是挽救他们 悲惨命运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们有的人不仅这样想,并在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运动中这样做了。“
可惜他错了。可见他不了解自己的领袖,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然而我羡慕他,我羡慕他是真正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一生,是光荣而充实的一生。我与他相比,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没有看到文革的结局和改革开放,更没有看到今天。我很是敬仰他,如果真能穿越,我很是想回到反右运动前的中国看一看,和他聊一聊。甚至我也愿意穿越回他失业时在寺庙里翻译《资本论》的那个壮怀激烈的时代!
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我斗胆顺着他的话说,专制制度下还有一种人,就是傻子;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傻子和哑子;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瞎说实话的傻子,说着说着就消失了。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傻子。
回答这个小标题中我提出的问题,我们当然没有走出治乱大循环。我们正处在一个乱世的开端。 也许我们这一辈人是幸运的,我们见过了盛世的光明和辉煌,也许还能在真正的乱世到来之前再过几十年太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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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接下来的内容:
4.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历史的突破点?
5.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6. 我们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