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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以江西省为例，自1980年代初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后，江西农村的群体性械斗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至90年代初达到高峰，如：1990年械斗数量达749起，参与人数9万人，死伤2312人；1991年械斗数量493起，参与人数7万人，死伤2216人；1992年械斗数量103起，参与人数1.8万人，死伤682人，1993年械斗数量35起，参与人数0.43万人，死伤79人。自1994年起，每年农村械斗的数量一直维持在20起左右。这些械斗的突出特点是：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为预防并调处群体性纠纷、械斗，当时的江西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政府近于成了“救火队”，疲于奔命，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甚至曾亲往械斗现场进行调处。
然而，自1990年中期始，在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的同时，另一种群体性事件却出现上升，即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1994年，江西省抚州地区的数个乡镇发生了大规模围攻基层干部的事件。此后，该省每年皆要发生多起围攻基层干部，甚至冲击、打砸乡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1999年仅第一季度便发生了32起农民群体性事件。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大的为“丰城‘8.16’事件”：
1999？/2000？年8月，有人把省农委编辑出版的《减负手册》拿到丰城市的袁渡镇政府门口销售，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和购买，镇干部发现后阻止销售，引起争执。此后几天，有少数人组织串联，并发生小规模的聚集闹事。8月16日上午，适逢该镇赶集，起先大约有50来人聚集在镇政府门口，与镇干部对话，造成数千群众围观、声援，接着砸开镇政府铁门，冲入院内砸碎办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种办公用具，追打乡镇干部，与此同时，一些村干部的家也遭砸抢。这个镇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当日，白土镇、小港镇、段潭镇被砸抢。还有一些人准备冲击石潭、张巷等镇，在半途被劝回。省主要领导亲自到该市，前来维持秩序。外电和网上做了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可以报道的部分）
江西农村群体性冲突的这种变化，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干群冲突增多的现象，事实上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农村的稳定状况。如，1993年全国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重大恶性案件达30多起，死伤多人。在当年检查的18个省（市、区）中，有11个省发生了大规模干群冲突等恶性事件。此后，全国每年这种事件即不断发生。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的调查，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特征”表现为：“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范围广泛，工人、农民参与突出”“行为激烈，对抗性加剧”“有组织倾向明显，波及力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1997年起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199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多起，1995年发生1.1万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万多起，1999年剧增3.2万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3万起。
那么江西省农村究竟发生了啥呢？
据国家财政部派员的暗访：虽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事件主要发生地的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600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200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200元。该镇河垅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关键词：“三提五统”"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加码）
2001年10月26日晚，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3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14人死亡案，9户人家的8男6女被杀，3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凶犯胡文海在作法庭陈述时交代：
“2001年1月份，通过查帐，我看见这几年他们（村干部们与企业主）大致贪了500多万元，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
证据在手后，他就挨家挨户地跑，共征集到大峪口村121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签名，然后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最早找到的是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但却一直不查。于是，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他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结果，8个月过去，他告了个没结果。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那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一是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该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来敷衍。
在举报无门、屡屡“碰灰”后，胡文海决心要用一种最古老、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和纠纷。“4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实际上我每年的（炒股）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农业学者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中介绍了相似的事件演变过程：
东南亚农民表达意见和不满的行动，最初往往采取群众直接向当局陈述纳税苦情的形式。这些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上显得平和。他们在得到将把他们的请求转报上级当局的许诺后就会散去。但由于农民的经济出境继续恶化，且由于减税似乎遥不可及，他们便转而诉诸直接的暴力行动，直接向村庄或地区公署进发，将公署及其所有记录一同摧毁。骚动从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的情愿转变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这是一场绝望的造反，农民除了抵抗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999年8月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地方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全面推开取消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制工作基本完成。
“只有抗争才有希望，跪着永远不会乞求到自由。”
【辨析】
评论区有网友提出疑问，这是非常正常的。使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搜索“丰城”，确实会得到1999/2000两个不同结果，对于事件的暴力性也是截然不同的说法，此外该特定事件与政策联动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明，1999年电话会议也没有“足够权威”的来源。
具体的，“发生于2000年”这一说法出自 丁国光，《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8.16”事件调查》，载张佑才主编《财税改革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433-436页，事件的描述与上文一致，是群体性事件，没有关于伤亡的描述。
一般的网文，以及江西某党校、陕西某思想团体在大学所作交流会，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来源，但是均表示丰城事件发生于1999年，且烈度相比上文更高，并“疑似”与所谓电话会议直接相关。
关于税制改革问题，安徽于2000年率先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据此一般网文的相关江西说法应为故意与具体事件“撮合”写作而成。
然而在进一步的搜索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关于“第二丰城事件”的记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在《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引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运动理论》邹孝亮于2003年记录的研究“一个农民集体行为的个案研究：2000年夏天江西丰城农民反抗乡村政府暴力征收税费的集体行为”指出，“2000年夏收季节发生在江西省丰城市F乡L村的农民集体抗税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F 乡税费征收小组（由乡政府干部、乡派出所民警、联防队员和村委会干部组成）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搬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家具电器，并在拉扯过程中打死一位老农而引发的”。非常遗憾目前无法搜索到关于此社会理论研究的更多内容，但是此条记录显然与上文所刊载的丰城事件并不一致，究竟是同一事件的其他版本还是烈度较高的另一独立事件？目前无法查清。
虽然经过了这些目前还无法100%确证的材料分析过程，但是总的结论却并不会朝“某某高瞻远瞩之德政”方向变化。
以“专家学者说法”为例，武汉大学财经教授王德高认为，农业税改革原因主要是：
农业税负担全面提升，黄宗羲定律完全体现、农民负担有违公平公正、农业税征收成本有违效率、
农业税无益国际竞争、农业税平均数百亿不能与全国财政总收入两万多亿比较从而免征具备可行性。
中国社科院党国英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其它种种弊端，使取消农业税成为必然”
2塔
2021-9-10 09: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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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卡
发表于 2021-9-10 09:09:27
提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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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楼主
发表于 2021-9-10 10:09:57
金币.
